忻華：“中國正在失去歐洲”是偽命題

當前俄烏戰事跌宕起伏，美國政治精英意圖藉助混亂局面，拉攏歐洲聯手對付中國，而美歐戰略研究界配合美國，亦步亦趨，離間中歐關係，發起“中國是否已失去歐洲”的討論，給本已波詭雲譎的國際社會蒙上更加晦暗的陰影。

4月中旬以來，美國頻繁鼓吹“美歐同氣連枝”的高調，攛掇歐洲與美國聯手應對中國的“威脅”。美國財政部長耶倫4月13日在大西洋理事會發表演説，5月17日又在“布魯塞爾經濟論壇”發表主旨演講，呼籲美歐在技術、產業與供應鏈等領域協調一致，共同排擠中俄。美國副國務卿舍曼4月率團出訪歐洲，與歐盟對外行動署商討如何協調對華政策；6月2日又向歐洲記者強調“中國一直在挑戰歐洲的安全、經濟與價值觀”，呼籲歐洲幫助美國抗衡中國。5月“美歐貿易與技術理事會”在巴黎舉行第二次會議，發出相似論調。

與此同時，美歐某些專家學者，尤其是歐洲智庫的某些專家，遙相呼應，唱衰中歐關係，甚至拋出“中國已失去歐洲”的命題。4月19日“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亞洲項目主任奧特爾發文，認為烏克蘭戰事凸顯中歐的“制度性競爭”。4月22日“墨卡託中國研究所”學者發文，對中俄互動進行發難，認為中國與中東歐已經分道揚鑣。此後“羅馬尼亞亞太研究所”“日耳曼·馬歇爾基金會”柏林分部等歐洲智庫都有學者發文，提出相似觀點。6月10日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江憶恩在《外交》雜誌網站發文，作出“中國對歐外交已失敗”的判斷。在此輿論風潮影響下，5月底德國“政治與科學基金會”、法國“蒙田研究所”和英國“歐洲改革中心”三家歐洲頂尖智庫聯合推出研究報告，提出“重啓”歐洲對華戰略的建議。德國也出現是否應重塑對華政策的討論。

毋庸諱言，去年初以來中歐關係遭遇重重阻力：《中歐投資協定》被凍結，中歐相互制裁尚未解除，歐洲議會6月7日通過的報告，宣稱中國在印太地區對歐盟利益“構成威脅”。但是，中歐關係如同多稜鏡，角度與層次不同，則色彩與內涵迥異，衝突對抗的晦暗一面與良性合作的明亮一面共存。實際上，將中歐聯結在一起的結構性要素依然存在，而且相當穩固。

首先，中歐經貿關係依然具有顯著的互補性，藴含深厚的合作潛力，這是由中歐資源稟賦的差異決定的，短期內不會改變。從2020年初開始，中國就超越美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2021年雖然中歐不時齟齬，但中歐貿易額全年增速創下27.5%的歷史新高。過去6年，中國始終是德國最大的貿易伙伴。疫情暴發後歐洲政治精英就陷入迷思，反覆討論如何擺脱歐洲對華“供應鏈依賴”，可中歐經濟的運行卻顯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在當前物價飛漲的情況下，歐洲更加離不開中國商品的輸入。歐洲工商界不會感受到“中國正在失去歐洲”。

其次，歐洲要繼續推行數字轉型、綠色新政、亞太地區合作等一系列與全球治理息息相關的政策架構，就離不開與中國的合作，這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國龐大的體量決定的。歐盟談到中國時，“接觸”與“對話”仍是高頻關鍵詞。歐盟關於“印太戰略”的一系列文件，都表示要對中國進行“多層面的接觸”。4月初中歐領導人峯會後，歐盟委員會發布公告，不僅提出對華“建設性接觸”的意向，還表示要在市場準入、氣候與環境、數字經濟合作和人權等領域繼續與中國開展高級別對話。習近平主席5月9日與德國總理朔爾茨舉行視頻會晤，5月10日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時，德法領導人多次使用“對話”“磋商”和“協調”等用語，馬克龍甚至表示法中在烏克蘭問題上存在“共識”。可見，歐洲行政當局仍然重視與中國的溝通和合作。

再次，歐洲在二戰以後形成的戰略文化，決定了歐洲不可能與中國完全翻臉，多半會在中美之間閃轉騰挪，兩面應付，以最大限度地拓展自身戰略空間。作為現代民族國家體系的起源地，歐洲既深諳均勢理論，又具有強烈的文化自尊心和政治自主意識，絕不願意接受域外超級大國的全盤控制。冷戰時期美國為歐洲提供安全保障，但法國的“戴高樂主義”和西德的“新東方政策”顯示出歐洲獨立於美國的鮮明個性。雖然當前美國智庫鼓吹建立由美國主導的“民主同盟”，拜登政府頻繁秀出的橄欖枝也得到歐洲一定程度的回應，但歐洲政治精英也多次談到歐盟“要做全球競技者，而非全球競技場”，對歐洲在國際社會的邊緣化倍感焦慮，不願被完全綁上美國的戰車。

長期以來，歐盟自視為“規範性”力量，向世界輸出“後現代”規則，然而俄烏衝突粉碎了“後現代”之夢，迫使歐洲人迴歸“現代性”滿滿的地緣戰略競爭。中國與歐洲，體量相當，相距遙遠，並無戰略利益的直接衝突，卻有經濟合作的巨大潛力，地緣政治的歷史經驗最豐富的歐洲，懂得在中美之間拿捏分寸。所以，“中國正在失去歐洲”是偽命題。（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