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極端裁決”標誌美國社會走向保守化？

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正式推翻1973年在聯邦層面確立女性墮胎權的判例——“羅訴韋德案”，標誌着女性墮胎將不再受到憲法保護。美國總統拜登稱這一裁決“讓美國倒退了150年”。

隨後全美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支持者和反對者進行了激烈對峙，至少20人在紐約市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中被拘留，蒙彼利埃州議會大廈被抗議者闖入破壞，白宮發言人甚至稱，總統正在權衡以單方面行動來對抗這項終止美國墮胎權的“極端裁決”。

“羅訴韋德案”被推翻並非一個孤立事件，它將給美國社會帶來深遠的中長期影響。首先，這次關於墮胎權的爭議是近年來，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美國社會愈演愈烈的“文化戰爭”的縮影，將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文化戰爭”指的是美國曆史上佔據社會思潮主導地位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與20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以來日益興盛的多元文化主義的衝突。近年來，隨着特朗普現象的出現、白人至上思潮和民粹主義的泛起以及民主、共和兩黨政治極化的加劇，美國社會的“文化戰爭”愈演愈烈，甚至超越傳統的階層衝突，成為社會主要矛盾。在實踐中的具體議題包括種族平等、性別平等、少數羣體權利、控槍、移民和毒品管控，其中圍繞婦女墮胎權的爭議就是這場戰爭的“主戰場”之一。

作為半個世紀前美國民權運動的重要成果，“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宣告了民權運動在性別平權問題上的失敗，也標誌着美國最高法院司法判決的專業性和公正性已讓位於政黨極化造成的政治分裂。共和黨對大法官和聯邦法官的任命、對參議院相關法案的駁回，潛移默化地塑造着美國司法系統。在特朗普任內完成了最高法院3名大法官的任命後，當前美國的最高法院形成了保守派對自由派6∶3的絕對優勢，司法系統日趨保守。在這一背景下，“羅訴韋德案”被推翻是一種必然。

不僅如此，圍繞墮胎權的鬥爭可能僅僅是這場“文化戰爭”的開篇。在美國最高法院終身任職的條例下，同性婚姻、宗教自由、跨性別權益、種族平等、言論自由、第二修正案權利等重大敏感議題都有可能變成保守派發揮影響的主場。基於此，美國以“文化—身份”為核心矛盾的社會分裂勢將進一步深化，由此引發的政治極化和政黨惡鬥也將不可避免。

其次，從里根革命到特朗普革命，“羅訴韋德案”的推翻將進一步加速美國全面保守化。以該案被推翻為標誌，肇始於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社會的保守主義革命意味着20世紀30年代由羅斯福新政開啓的全面自由主義時代走向終結，美國迎來了經濟、社會的全面保守化時代。在這一過程中，里根革命和特朗普革命作為兩大界標，分別代表羅斯福新政在經濟和社會意義上的瓦解。

自立國開始，美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曾長期遵循古典自由主義的原則，即在經濟政策上奉行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理念、嚴格制約政府的權力，在社會政策領域主張盎格魯-撒克遜新教文化主導基礎上的多元融合，使美國成為文化“大熔爐”。因此，“反政治權力”與“反多元平等”構成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然而從羅斯福新政起，美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走上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羅斯福新政強調以“反經濟權力”與“多元文化主義”為核心的新經濟、社會發展理念，被稱為當代自由主義。當代自由主義在經濟政策領域反對資本和企業寡頭等經濟權力的貪婪及無序擴張、突出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的積極作用，在社會政策領域則追求多元平等，其高潮體現在20世紀60年代轟轟烈烈的民權運動及其後的肯定性行動，並逐步形成了後來美國社會以多元平等為核心理念的“政治正確”。

20世紀80年代初，共和黨人里根入主白宮及其後推行的一系列以放鬆經濟監管和大規模減税為核心的改革，標誌着羅斯福新政在經濟意義上的終結和經濟保守主義的強勢迴歸。此後，美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形成了兩條不同軌跡：一方面，經濟領域的保守化取向成為新常態，在近半個世紀始終主導着美國經濟政策的走向，使得美國經濟近乎複製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鍍金時代”的發展圖景，進而被學界稱為“新鍍金時代”；另一方面，社會領域的自由化取向得以延續，特別是冷戰後，美國人口結構以少數族裔佔比持續上升為主要特徵的變遷強化了多元文化主義的發展基礎。上述發展趨勢一直持續到2016年美國大選。隨着以反建制、反移民和反多元主義為標籤的共和黨人特朗普成功當選，美國社會的保守化浪潮最終到來，掀起了一場“特朗普革命”，而“文化戰爭”的愈演愈烈則成為這場“革命”的註腳。

今後，以“羅訴韋德案”的推翻為標誌，美國很有可能在經濟保守化之後迎來社會保守化，由此進入全面保守化時代，這是歷史鐘擺的一次有力回擺，其持續時間和潛在影響或將以數十年計。（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