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慧萍：德國外交正加速轉型，動向值得關注

德國外交政策歷來保持較強的路徑依賴，始終將支持歐洲一體化、發展對美同盟關係以及多邊主義、價值觀導向等理念作為基本支柱。面對大國博弈和制度競爭加劇上升的時代變局，德國外交在默克爾執政後期已經開啓調整進程，俄烏衝突的升級更是給德國外交帶來極大衝擊，推動並加速其深度調整和轉型過程。西方正在歐洲進行密集的政策協調，歐盟峯會、七國集團峯會和北約峯會接踵而來。德國能否通過外交轉型提升其歐洲和全球角色，是值得關注的重要動向。

回顧德國在此輪俄烏衝突中的種種應對措施，可以觀察到的一個明顯現象是，德國的外交應對相對遲緩。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德國對俄羅斯的傳統認知。從聯邦政府、各州政府、各政黨到經濟界，對於德俄關係長期的主導認知是歐洲安全離不開俄羅斯，德俄經貿紐帶受政治大環境的影響有限。

然而，俄烏衝突的持續，改變了歐洲人對於戰後安全格局和俄羅斯的認知，也給德國外交帶來極大衝擊。2月27日，朔爾茨總理在聯邦議院俄烏危機特別會議的政府聲明中指出，俄烏戰爭是“歷史轉折點”。這一表述顯然不僅是指在安全防務和能源政策領域，德國外交也已經發生相應重大轉向，地緣政治因素進一步增強，就連社民黨、綠黨等左翼政黨也紛紛打破長期奉行的和平主義傳統，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的立場逐漸從温和趨向強硬。

自俄烏衝突以來，德國外交在兩個維度上出現重大轉向，一是指導原則的變化，二是外交佈局的調整。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東方政策”成為德國對外關係重要指導原則，尤其對緩和同中蘇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起到重要作用。在俄烏衝突背景下，這一原則搖搖欲墜，德國國內展開對親俄派的“清算”，首當其衝的是在俄羅斯石油公司擔任高層職務的前總理施羅德，他被取消作為前總理的部分特權，並迫於壓力放棄在俄羅斯石油公司的職務。之前力挺“北溪-2”項目的梅前州州長施魏西格也正在接受相關調查，並被反對黨要求下台。在這一輪整體輿論影響下，基民盟、社民黨等主要大黨不少政要均宣告“新東方政策”中“以經貿促轉變”的指導路線失敗，社民黨新任黨主席克林貝爾提出將盡快調整外交與安全政策，尤其是反思並批判由本黨首倡並長期奉行的“新東方政策”。

俄烏衝突還進一步強化了德國外交近年一個新的調整方向，即發展多元夥伴關係，減少單方面的對外依賴性，包括對俄、對華和對美的單向依賴性。德國外交政策在經濟外交、發展援助等傳統領域之外，日益拓展和加強氣候外交、能源外交等其他領域的全球夥伴關係網絡，一方面為氣候、環境和能源轉型以及供應鏈重塑鋪路，另一方面致力於構建多元立體的外交格局。

近年來，“印太”日益成為德國外交政策的新重點，德國準備更深度參與“印太”地區事務，並打破亞洲政策方面首選與中國對話的傳統，與其他地區國家加強政治和經貿往來，建立起各種雙邊戰略對話機制。德國將印度定位為自身在亞洲的支點國家，通過政府磋商機制加強與印度的政治對話。6月以來，包括總統在內的德國政要頻頻訪問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國，凸顯對“印太”地區的重視。

6月底，西方陸續召開歐盟峯會、七國集團峯會和北約峯會。德國是歐盟核心國家，今年擔任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國，7月1日起還將接任波羅的海國家理事會主席國，而在大幅調整防務政策後，德國有望在北約集團中提升話語權。德國能否通過外交政策的轉型提升其在歐洲乃至全球的角色與地位，需要進一步關注歐洲獨立防務建設、德法協調以及歐美政策協調的實際效果。德國能否提升作用並發展成為地緣政治大國，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軍事硬實力建設的進展，即德國能否將新設的1000億歐元特別基金和2%的國防支出轉化為軍事硬實力和在歐洲與北約防務中的領導作用。目前來看，要達到這一目標仍任重道遠。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國內輿論在俄烏衝突應對、包括擺脱對俄能源依賴的討論中不斷牽扯中國，甚至出現對中德關係“徹底進行重新評估”的聲音。可以預見，未來中德關係的走向將日漸複雜，德國將進一步強化在價值觀和地緣政治上的選邊站隊，並部分減少對華依賴，但與此同時，它仍將繼續強調中德在經貿、氣候、全球治理等領域緊密合作的必要性。（作者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