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聰悦：實用主義移民政策釀成人權慘劇

近日，美國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發生了非法移民死亡事件，造成至少50人遇難，這是自2003年以來美國西南邊境最慘痛的移民悲劇。然而這不過是在美國總統拜登高調承諾廢除特朗普時期頒佈的“第42條邊境條款”（允許邊境當局迅速驅逐無證移民，無需等待具體評估和聽證）後，移民大篷車隊的冰山一角。

事實上，儘管拜登上台伊始致力於全面改革前任的移民“苛政”，拓寬移民渠道，但一方面那些給移民政策添加少許“人性化”成分的嘗試均在後期迴歸原狀；另一方面因難以承受移民政策頻繁變動觸發的大規模移民潮，得州州長啓動了邊境安全項目“孤星行動”，加大熱點地區警力部署。聯邦政府的“表面放寬、實則嚴打”同州政府的強力管控措施相互牴牾，共同將美國變成“極富誘惑力的陷阱”，非但沒能給深陷人道主義災難的無證移民“鬆綁”，反而造成被驅逐和抓捕的移民數量激增，大量人員滯留於不具備必要生存條件的臨時收容營地和非法移民拘留營中，基本人身安全難保等慘境。究其根本，上述移民人權被漠視既是制度性、系統性悲劇，更是美式人權頗具偏狹性，移民權利缺乏統一標準，對移民的態度完全迎合國家利益現實需要，不顧人道主義和非歧視原則等國際公允的真實寫照。

受新冠肺炎疫情與系統性種族主義、排外主義等“右轉”思潮交織作用，美國的移民容納力從物質和社會心理角度均捉襟見肘。因此在具體實踐中，美國移民權利的標準並非統一自洽，而是將合法移民-非法移民、白人-少數族裔、穆斯林-非穆斯林、高技術移民-其他移民作區分處理。例如，同樣面臨警察問話乃至牢獄之災，美國公民有權獲得“米蘭達警告”提示，允許其對警方保持沉默並聘請專業律師代為出庭辯護。但針對移民的執法往往帶有鮮明的種族定性色彩，把移民，特別是少數族裔移民與暴力、販毒、恐怖主義等進行刻板關聯，無視其合法申訴權利，迅速加以逮捕。

美國對移民權利的定位並非普世恆定。移民作為美國龐大而又特殊的羣體，很難從該國對移民權利的實際定位中得到安全感。主要原因在於移民權利的受重視程度隨着美國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對外政策目標、意識形態拉攏、國際形象塑造等因素不斷調整。如拜登上任半年後提出向非法移民主要來源國——中美洲北三角國家提供3.1億美元援助，且承諾40億美元的中美洲基礎設施援助計劃，來根本改善非法移民的不利處境。該做法看似顧念移民權利，卻帶有通過籠絡拉美價值觀相近國家來抵抗俄羅斯等國影響的政治考量，故而40億用於分擔移民壓力的經濟發展資金至今仍未到位。這與冷戰期間美國的做法相似，為了配合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攻勢，一面以國家安全為由追查、逮捕部分合法外僑；一面歡迎和鼓勵來自蘇聯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移民赴美留美，彰顯其制度吸引力。另外，配合當前大國科技競爭需要，美國強化了STEM專業博士留學生不受綠卡名額限制等“攬才政策”，高技術移民各項權利或將受到超過其他類別移民的重視。

美國對移民權利的保護並非一視同仁。首先表現在邊境移民執法操作層面。鑑於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執法人員在執法中可行使酌情權，因此聯邦政府的移民政策無法約束不同司法轄區的執法團隊，確保他們採取統一標準，這就給邊境巡邏人員依據個人好惡和種族偏見製造“邊境線上的歧視”預留了較大灰色地帶。其次，即使成功留在美國，新移民在教育、就業、居住條件等方面也將比本土人口享受到的社會福利更具不確定性，承受相對較高的居留成本及更大的心理負擔。在美國社會撕裂有餘、共識不足，不斷質疑自身移民國家身份的今天，保護移民權利只是一個美好願景。

回顧過往，今天美國南部邊境的非法移民潮正是華盛頓當年推行門羅主義，着意塑造美洲唯美獨強、其他國家孱弱依附的“後院”模式所必然承受的歷史代價。着眼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強迫遣返數萬移民或將之留在第三國，不僅無助於全球公共衞生災害的普遍緩解，最終也將影響美國人民的生命安全。（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