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不滿之夏”背後的西方制度性危機

本週，西方國家領導人忙着連軸開會，G7峯會和北約峯會相繼召開，討論當下的俄烏衝突。與此同時，多國通脹水平居高不下，歐洲民眾不滿能源、糧食等基礎商品價格快速上漲，開始向政府施壓，英國、法國等多國工會組織舉行抗議活動，“不滿之夏”正在蔓延。

很顯然，西方政客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利益訴求存在巨大差異，其背後是通脹不斷高企和經濟增長日漸低迷的現實，更是一種戰爭綜合疲勞症的顯現。以至於很多經濟學家都在擔心，西方很有可能重現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並引發更嚴重的社會後果。

所謂滯脹，就是物價上漲，但經濟停滯不前。一般認為造成滯脹有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是供給不足導致產能減少，如油價上漲使生產成本及商品價格上升，導致經濟放緩；另一個是經濟政策不當，例如貨幣供應量過度增長。目前，美國和歐元區的通脹都已超過8%，英國通脹甚至超過9%，且在短期內仍看不到回落跡象。根據世界銀行最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全球經濟增長將從2021年的5.7%下降至2022年的2.9%，遠低於今年1月預計的4.1%，其中，美國2022年經濟將增長2.5%，2023年為2.4%，歐元區2022年經濟增長為2.5%，2023年為1.9%。但實際情況可能更糟。美國銀行預計，從明年開始美國經濟出現衰退的可能性為40%，明年下半年增速將放緩至接近零，野村證券、德意志銀行、摩根士丹利等多家金融機構也發出類似警告。歐元區財政部長會議負責人近期公開承認，歐元區經濟存在衰退風險。也就是説，儘管歐美不大可能在今年直接進入衰退，但趨勢難以逆轉，未來存在陷入滯脹的可能。

因此，經濟學家們的擔憂不是空穴來風，其可能帶來的現實問題也並非表面上那麼簡單。首先，宏觀政策調控恐將失靈。近期，美聯儲和英格蘭銀行已經數次加息，歐元區也決定提前結束債券購買計劃並進入加息通道，以期遏制快速增長的通脹。但問題是，當前的通脹屬於成本推動型，也就是一般所説的輸入型通脹，更多是因為當前產業鏈受阻以及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所帶來的，能源和原材料的剛性需求很難因為貨幣供應量的減少而減少。同時，貨幣政策收緊將提升企業的融資成本，推高債務水平，進而降低政府財政刺激的效果，抑制新冠肺炎疫情後復甦艱難的經濟。這就像是一個水龍頭在加水，另一個則在放水。政府的宏觀調控將陷入兩難，壓住通脹就會扼殺增長，保住增長就會推高通脹。

其次，社會分化將進一步加劇。國際救援組織樂施會近期的報告稱，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平均每30小時新增一名身家超10億美元的億萬富翁，而幾乎每33小時就有近100萬人陷入極端貧困。事實上，通脹對不同社會階層的衝擊效應存在巨大差異，尤其是糧食、能源價格暴漲，對普通民眾影響極大，這無疑會進一步加劇貧困和不平等現象。可以預見，如果滯脹漸趨現實，經濟問題將不斷傳導向社會層面，貧富對立加劇社會撕裂，民生問題很可能被放大為種族、民族、宗教等衝突。

再次，政治民粹化將進一步凸顯。社會層面的變化必然會反映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最終反映到民眾的投票選擇上。就以法國剛結束的總統和議會選舉為例，以往法國大選聚焦點主要是內政，選民更關心社會經濟政策，但此次外交議題成為主導大選的重要因素。俄烏衝突加劇法國通脹，極大影響了民眾的實際購買力，因此成為各黨派爭執的主要問題。馬克龍雖憑外交成果連任總統，但遭到來自極左翼梅朗雄和極右翼勒龐的強力挑戰，並且在隨後的議會選舉中沒能取得絕對多數。尤其是，相比2017年，俄烏衝突背景下的這次法國大選投票率更低，極左和極右勢力佔據半壁江山，傳統的左右大黨則慘淡收場，民粹主義再一輪興起已是事實。這種政治對立標誌着西方民主政治恐將進一步陷入制度性危機。

當下經濟滯脹的風險正在迫近，西方政客們還忙着謀劃地緣政治，鼓譟圍堵中國。但民主制度的失靈、精英與民眾的對立以及發展動力的缺失，尤其是當下的滯脹風險，歸結到底是西方自身出了問題。政客們想通過簡單粗暴地甩鍋給中國，撇清自己的責任，但沉溺於新現實主義的陷阱終歸於事無補。是到了理智面對現實的時候了，無論對哪國而言，搞好民生才是正道。（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