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鍵：日本構築經濟安保機制過頭了

為應對疫情衝擊下的經濟跌宕，日本逐漸加強經濟安保機制的構建。如2020年國安局增設“經濟班”、外務省“宇宙網絡政策室”調整為“新安保課題政策室”、經濟產業省增設“經濟安保室”、防衞省亦增設“經濟安保情報企劃官”等。2021年10月成立的岸田內閣進一步提升經濟安保體制的規格，如去年11 月成立由首相擔綱的經濟安保會議；在內閣官房設立經濟安保法制室等。今年“經濟安保法”先後在國會兩院通過，並將於 2023 年開始分階段實施，標誌着擬以經濟手段實現地緣政治效應的經濟安保舉措將在法律框架下得到強化與推進。

雖然“經濟安保法”並未有具體對華表述，但字裏行間暗含劍指中國的目標指向，岸田首相亦稱“經濟安保法”內容將被納入《國家安保戰略》之中。再就是4月公佈的新版《外交藍皮書》亦表明將強化日美、日澳以及日歐等經濟安保合作，加快“去中國化”供應鏈的構建。5月底公佈的岸田內閣首份經濟財政運營指針“骨太方針”草案亦規定在內閣府設置“經濟安保室”，強化各省廳之經濟安保事宜的一元化指導。當下日本社會呈現政治權力干預經濟運行之勢，不禁令人回想起戰時日本軍部實施經濟統制的沉重歷史。

6月28日，日本經濟產業省公佈2022年版《通商白皮書》，其中指出，由於許多國家並未參與西方七國集團（G7）發起的對俄製裁，全球經濟被割裂的擔憂在冷戰後前所未有強烈。白皮書強調，上述情況疊加美中對立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供應鏈面臨中斷風險等“不確定性”上升。白皮書認為“經濟安保的呼聲加強”，提出半導體、蓄電池等重要品種應降低對特定國家的依賴。其實，2021年版《通商白皮書》就已提出類似主張，如提倡要準確把握日本供應鏈現狀，降低重要物資供應地集中度，加強國際合作，構築有韌性的供應鏈等。

概而言之，“經濟安保法”與《通商白皮書》等一系列政策法規形成岸田內閣經濟安保“總體方略”，不僅在法律制度上形成以鄰為壑的“壁壘”，更包含遏制中國的“印太戰略”區域合作以及構建全球產業鏈和區域供應鏈的“去中國化”目標指向。毋庸置疑，日本以經濟安保為由助力美國針對中國的高科技競爭，並與美西方合力在關鍵技術和供應鏈上排斥中國，在強化日美同盟以及緩解本國安全與經濟困境的同時，試圖以技術優勢延緩中國經濟增長與科技進步。

然而，日本的這一戰略預期難以實現。迄今，中日已形成互補性很強的貿易結構，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21年中日雙邊貿易總額比上年增長17.1%，達到3714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1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繼續增長，實際利用金額達39.1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6%。全年在華新設企業998家（同比增長24.9%），截至2021年12月末，日本累計在華設立企業54631家，實際投資金額達1229.88億美元。但日本的經濟安保舉措勢必對中日經貿合作帶來難以預測的制度性損害，亦對2022年1月生效的RCEP產生直接衝擊，也將影響到經貿合作作為中日關係壓艙石與助推器的積極效應。

不僅如此，按照日本《國家安保戰略》規定之多層次開展國際安全合作，戰略和系統地推進安保政策的思路，日本似將引入更廣泛的雙邊經濟“2+2”機制，試圖打造針對中國的多邊化、廣域化的經濟安保共同體。

客觀地看，在疫情衝擊下全球供應鏈斷裂風險加劇的背景下，再加之戰略資源主要依靠外部供應的國情，日本採取一定的經濟安保舉措亦可理解，但應保持基本的政策理性和戰略自主性，防範經濟風險更應有其合理邊界，而不應以零和思維渲染經濟問題泛安全化甚至地緣對抗的消極趨勢。日本若一味追隨美西方對華經濟技術“脱鈎”，不僅將嚴重衝擊中日關係穩定發展，其本身亦將陷入進退維亟、跋前疐後的戰略窘境。

《日本經濟新聞》5月報道，日本電產、三菱化工與三菱瓦斯化學以及大日本印刷等在華日企決定增資擴產。再據日本貿易振興機構2月發佈的調查報告，受訪的1553家日本企業中，有72.2%表示2021年度在中國實現盈利，超過了2020年度的63.5%，是200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它們盈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國本地市場銷售增加”和“出口擴大”。中國經濟的韌性以及強勁的市場復甦，是促使日企持續增大在華投資的主因之一。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週年，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中國經濟更為中日經貿合作開闢了新的機遇。客觀規律告知我們，日本經濟安保不僅有悖於產業發展規律以及企業追逐利潤的特性，其閉關自守、斷鶴續鳧之舉亦註定失敗。（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