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巍：如何保障現代社會中的隱私權

兩個人之間的聊天、對話、行為，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另一方偷拍偷錄下來，或發佈於網上，或交於法院作證據，或提交第三人作旁證。這種行為，在一般情況下按照法律關於證據的規定，偷拍偷錄的證據會受到合法性的質疑。尤其是一些在被錄音錄像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加以剪輯，斷章取義，再加一個醒目標題和文案，完全可以達到污名化一個人、一件事或一個行為的效果。這種行為，我們在網上已經屢見不鮮了。看似依靠這些東西獲取的個體的輿論勝利，往往導致寒蟬效應，使得社會羣體產生信任危機。

隱私權，已經在《民法典》裏明文規定，公民都有保護自己私密信息、私密行為和私密空間不被侵害的權利。這裏説的隱私權當然包括“與有隱私”，就是一些事情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那些私密的行為、表達都是限於二人之間，任何一個人都有義務保守私密。在一些特殊場合的表達，可能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環境產生的影響等，表達內容本身不適合對外公開。那麼，處於此環境下的相對人都應成為保守相互隱私的義務人，不僅在道德上，還應建立在法律上。

當然，如果一些私密活動本身就涉及違法活動，或表達指向是違反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情況，此種類型因其違法性質，就不涉及隱私權問題。同時，表達或行為的場合也是限制隱私權行使的條件。比如在網絡直播裏的表達、在聊天羣裏的表達、自媒體的表達、面向不特定多數人的表達等。這些行為因場所的公開性，個體隱私權就有了一定貶損，很難再主張權利。

在兩人的電話通話、即時通信工具聊天、短信等“點對點”的溝通中，應屬於典型隱私權保護的範圍。兩人之間的溝通內容僅限於相對人之間，任何人的偷拍偷錄行為都可能造成對相對人隱私權的侵害。如果再將其放置網絡，甚至加以剪輯進行傳播，則構成對隱私權的侵害。被侵權人可以按照《民法典》關於隱私權與網絡侵權的相關規定，要求傳播平台採取必要措施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從技術角度説，越來越多的“一鍵錄音”“一鍵錄像”等功能層出不窮，這使得個體隱私權被侵害的可能性變大。一些手機生產商之所以將拍照設置成較響亮的“咔嚓”聲音，並非技術上達不到靜音效果，這是尊重被拍攝者權利的表現。再比如，某系統的手機無法使用通話錄音功能，並非技術達不到，而是技術應在隱私面前有所迴避。因疫情影響，大家線上工作機會增加，羣工作、電話溝通和視頻會議等成為主要方式，在技術角度應充分考慮到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知識產權等保護問題，對技術性錄音錄像等行為必須做到參加人員的全體告知，在徵求同意後方可進行。

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不應被技術的進步瓦解；技術在帶來更好溝通的同時，也應充分考慮到隱私保護的必要性。君子慎獨標準，往往只能作為道德要求層面，每個人不可能每時每刻都在“照本宣科”。在我們傳統觀念裏講話層面的“分遠近”“分裏外”“分場合”也屬於公序良俗。個別人出於不同目的，去利用相對人對自己的信任，搞錄音錄像，甚至依靠這些去污名化他人的行為，不僅違反了法律，也損害了我們來之不易的信任社會。

如果因個別行為導致人人自危，隱私權如果落實不到位，將會導致社會成本的極大提升。缺少信任基礎，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就會變得小心翼翼，信任成本的增加必然導致經濟社會效率的極大降低。互相不信任，相互不放心，長此以往，本來方便生活的手機，就可能變成帶來傷害的“手雷”。（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