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私人俱樂部”式發展合作，令國際機制碎片化

近日,美國總統拜登在七國集團峯會上提出“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倡議，該倡議將在五年之內籌集貢獻6000億美元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基礎設施的資金。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也表示，歐洲將在五年之內籌資3000億歐元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計劃。而七國集團還將籌集更多資金，預計總額為6000億美元。實際上，2021年，七國集團就發起了“重建更好世界”的計劃，該計劃已於去年開始啓動。

儘管拜登聲稱該計劃並非援助和捐贈，但事實上這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集團試圖強化其主導國際發展合作格局的又一重要舉措。很顯然，這一舉措旨在抗衡“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以及中國在國際發展合作領域日益增長的影響力。這一面向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融資方案雖然回應了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和迫切需要提升數字經濟的實際需求，但屬於典型的帶有明顯地緣政治目標的“俱樂部式”發展融資方案。這一方案是否能產生預期效果尚存諸多不確定性，但其啓動和推動的方式呈現出明顯的集團性和排他性。這對於建立一個基於全球共識、融合各國優勢，在已有的聯合國發展融資機制下共同面對全球發展挑戰、如期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全球發展夥伴並非具有建設性。

事實上，自冷戰結束以後，以美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發展援助逐漸演化成有利於凝聚全球共識的全球發展合作體系。美西方主導的國際發展援助體系，即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在20世紀末已經開始承認南南合作是國際發展合作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21世紀以來，以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為代表的西方國際發展合作體系以及各種多邊和民間國際發展合作力量，支持中國在國際發展合作中日益增長的作用，高度讚賞中國在減少貧困、通過基礎設施推動工業化等方面的經驗，積極推動與中國進行經驗交流和三邊合作。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在過去10多年旨在推動將援助有效性議題轉變為發展有效性議題，併發起“全球發展合作有效夥伴計劃”，中國的發展合作理念和經驗也在一過程中發揮出積極作用。應該説，自冷戰結束以後，國際社會已經形成由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私營部門、民間組織廣泛參與的新型全球發展合作伙伴機制。這是冷戰以後形成的重要的制度性全球公共產品，其主要特點是包容性和有區別的責任分擔機制。這一機制為應對全球發展挑戰以及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證。

然而，過去幾年，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不斷調整全球發展合作的機制。但是這一調整不是為了更好的尋求共識、發揮各自優勢、共同面對挑戰、整合各種資源，而是基於地緣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強調基於民主價值的優先性，呈現出典型的“私人俱樂部模式”。實際上，雖然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展合作體系在過去幾十年中為全球發展提供了鉅額支持，但援助的有效性議題正在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討論。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內部就已經對援助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提出了質疑。長期以來，美西方援助體系一直將善治、民主與援助和投資掛鈎，大量的援助資金用於改善治理的項目。與此同時，中國及其他新興國家在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將援助聚焦在經濟發展領域，尤其是中國在發展中國家展開的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代表的投資和援助，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歡迎。中國在過去20多年中，基於自身的經驗形成了推動發展與增長的“投資-貿易-援助”的新型發展合作模式。

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展合作體系注意到了中國發展型援助的有效性。很多國家事實上已經開始借鑑中國以推動增長和發展為特點的發展合作模式經驗。七國集團發佈的“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夥伴關係”的倡議，無疑也受到了中國在過去20多年中推動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與工業化方面的影響。

因此七國集團提出的多項國際發展合作計劃，客觀上“碎片化”了基於全球共識的全球發展合作參與機制，弱化了聯合國全球發展融資機制的功能，同時也在發展中國家中造成了“選邊站”的潛在問題，破壞了全球發展共識，從長遠來看，不利於世界經濟的強勁、健康、可持續發展。（作者是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資深講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