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美陷入政治失度根源在哪裏

在4日舉行“獨立日”遊行時，美國伊利諾伊州海蘭帕克市發生槍擊事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36人受傷。同日，在洛杉磯市一場“獨立日”街頭狂歡中，也爆發槍擊案，致一人死亡。在“獨立日”這一天爆發的各種亂象，折射出當前美國的困境。

6月23日，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裁決，美國人有權在公共場所攜帶隱藏式槍支。這是最高法院十多年來的第一個重大涉槍裁決。一天之後，最高法院又推翻1973年“羅訴韋德案”判決，取締對美國女性墮胎權的憲法保護，該裁決在美國國內引發激烈爭議,捍衞女性墮胎權的人認為這是美國在保護女性公民權利上的巨大倒退。不少美國人還擔心，最高法院可能會“乘勝追擊”，重新審議以往對避孕、同性關係和同性婚姻等的裁決，一一取締以往業已確立的多種公民權利。

已在全國層面得到確認的公民權利，為什麼會被撤銷？一般認為，這是政治極化在美國的表現，司法行為的背後已是政治行為，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政治爭議已被代入最高法院。然而，更要看到的是，最高法院並非簡單是以自身意志、而是自認為在代表美國社會的“公意”做出裁決，美國國內對最高法院重大判決上的對立，已經凸顯權利倫理與國家倫理的劇烈碰撞。這一碰撞不是在最高法院與美國人民之間，而是美國不同人羣就國家應該給予公民權利多大程度的保護，已產生嚴重分歧，這在以往並不像近些年來表現得如此顯眼。

對於一個有着內部張力的政治共同體來説，權利倫理與國家倫理都不可或缺。國家需要保護和促進公民權利，這是國家存在的重要理由。但與此同時，公民對國家的權利訴求及權利擴張，又要以不損害國家的存在或不弱化國家的整體性為前提。權利倫理與國家倫理有相合的一面，在一些情況下，擴展公民權利會增進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從而提高國家向心力，但也有可能相背，公民對權利的無止境索求，會提高政治運行成本、給國家帶來財政困難。不同羣體的權利訴求，還可能相互排斥，導致國家認同分裂。權利倫理通常是基於個人主義的，而國家倫理是基於羣體主義的，羣體的利益與個體的利益未必總是一致。

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在福利制度建設、民權運動等因素推動下，公民權利在很多國家都得到了擴展，但它也帶來一個問題：國家對公民的權利承諾，到底有沒有限制，是否可以無節制地滿足公民提出的權利要求？

進入新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社會撕裂加劇與政治紛爭增多，尤其是福利國家建設的難以為繼，已給出答案。為概括西方國家當前所遇到的政治困境，筆者近年來較多使用“政治過度”和“政治不足”這兩個詞語，前者是指不該進入政治議程的事務進入了政治議程，導致政治的運行不堪重負；後者是指本該進入政治議程的事務卻逸出政治視野，致使維護政治運行包括保障公民權利的成本來源大為減少。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方便資本在全球逐利，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逐漸放鬆對資本運動的約束，資本-政治關係最近幾十年發生逆轉，由以往政治管束資本再次轉向資本驅使政治，在國家一步步向資本讓利的過程中，財富不斷向少數人集中，國家財政來源大量縮減。這是“政治不足”的表現。與此相對，延續戰後的福利國家建設和民權運動慣性，不僅民主的範圍大為擴展、程度大為加深，國家對公民在其他各方面的“照料”，也越來越深入細緻。但不斷擴張的公民權利，並沒有如某些時候那樣強化國家認同，反而在加重國家財政負擔的同時，助長了身份政治，弱化了國家認同。這看起來是“政治過度”，卻損害了政治。

公民權利不是“天賦”的，而是國家建構的產物，能在多大程度保障公民權利，既在於公民的積極爭取，也在於國家能夠付出多少物質和精神成本。在20世紀下半葉的大多數時間裏，美國人高度重視自身的各種權利，美國的政治機制對此也做出了積極回應。比如美國女性在聯邦層面擁有的墮胎權，就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中被賦權的，當時的美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業化國家，也是財力最為充裕的國家，這為公民權利的擴張提供了良好支持，它既體現在幫助美國人實現普遍就業，也體現在為各種權利的擴張提供足夠的財政保障。同時，還要看到，以往的美國人口一直是以歐洲白人移民後代為主，在種族、宗教和文化上有其“主體民族”“主體宗教”和“主體文化”，這是通常所説的“美國特性”所在。對包括移民在內的公民賦權，並沒有明顯衝擊“美國特性”即引發國家認同危機。

然而，這個前提條件今天已不復存在。隨着最近幾十年來的“去工業化”，美國已經很難説還是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化國家”，又因“政治不足”、財富加速向少數羣體聚集，美國用於公共開支的財政能力已大為削弱，並因此顯露出匱乏社會的徵兆。在入不敷出的情況下，再像以往那樣維護公民的權利需求，已經力不從心。

同時，還要看到，近年來美國社會的公民權利訴求，已越來越“細分”，與各種族羣、羣體的特殊要求緊密關聯。這些基於特殊羣體的賦權，在消耗國家資源的同時，卻也為身份政治的大行其道提供支持，它所衝擊的乃是“美國特性”。原先在美國的國家建構、維持中一直存在的國家認同問題，也因此浮出水面，變得突出。尤其是在近些年來美國人口結構發生顛覆性變化、傳統白人人口及其宗教信仰和文化體系行將喪失主體地位的背景下，因身份認同分裂而產生難以調和的多種政治意願間的競爭，將使美國出現的不是“合眾為一”，而是“一分為多”，這是美國難以承受之重。而由此引發更深的社會撕裂和更激烈的政治對立，美國現有政治制度安排卻並無解決的機制和能力。（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