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景泰：警惕翻譯活動的“武器化”

今年年初，隨着俄烏衝突的爆發，一場打着“大翻譯運動”旗號的網絡行動在國際輿論場上興起。所謂“大翻譯運動”，主要是將我國社交媒體中的一些極端言論或中國媒體的新聞報道翻譯成外文，進而影響國際輿論對華認知的活動。最初，其鼓吹者主要聚焦我國輿論場上針對俄烏衝突的相關言論，後又擴展到疫情防控等社會熱點事件。但近來隨着俄烏形勢的複雜化，“大翻譯運動”也遭遇瓶頸，其官方推特賬號發文量持續下降，互動量也常跌至個位數。儘管如此，從其價值旨歸與現實效果看，所謂的“大翻譯運動”揭開了國際互聯網上的一個潘多拉魔盒，危害不容小覷。從價值宗旨上看，“大翻譯運動”打着翻譯的幌子，利用人們對翻譯的信任，實質卻是在國際範圍內播撒仇恨、製造對立，這違反了翻譯活動最基本的價值旨歸。回顧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一條基本規律，那就是對話與溝通是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就是多元文明之間的對話史與溝通史。但因為文化傳統與語言的差異，文明的對話與溝通主要依賴翻譯。因此，翻譯是中西方文明交流中不可替代的橋樑。正如普希金所説，“不要看不起譯者，他們是傳播文明的驛馬”。在西方，啓蒙運動的一個主要動力機制就是大量翻譯作品的出版。在東方，大規模的翻譯活動更是不絕如縷。特別是自清朝末年以來，以翻譯為基礎的“西學東漸”推動了中西文明的深度碰撞，激發了中華民族的創新活力。

然而“大翻譯運動”卻對翻譯的宗旨進行了根本性改造，徹底拋棄以翻譯進行文明對話的功能，反而將其“武器化”，專注於極端言論的傳播，結果導致翻譯由真善美的橋樑變成假惡醜的管道。他們雖自稱以“真實反映”中國網民言論為目的，卻只專注於將極少數網民的極端言論搬運至境外社交媒體，甚至不惜斷章取義，成為虛假信息傳播的一種典型形式。其翻譯的所謂中國網民言論中，存在各種事實錯誤和語法錯誤。這些錯誤很大程度上並非是能力限制，而是故意為之，這從根本上背離了文明對話過程中，翻譯活動千百年來形成的根本宗旨。

從內容選擇與實際效果來看，“大翻譯運動”還具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種族主義通常指基於種族的偏見、暴力、歧視與迫害，是當今世界的一顆毒瘤。在部分國家和地區，華人長期成為種族主義的犧牲品。例如，所謂“黃禍論”本質上就是種族主義論調。“大翻譯運動”的參與者聲稱反種族主義，卻在網絡帖文與評論中大肆使用“支那人”“屠支”“支蛆”“支畜”等帶有明顯種族主義色彩的歧視用語。

事實上，“大翻譯運動”參與者津津樂道的成果也多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例如，針對“接收、進口、收留烏克蘭美女”等極端言論進行的翻譯活動之所以獲得較高關注，核心就是利用種族主義情緒，通過對烏克蘭女性的二次消費，不僅製造民間的對立情緒，而且在世界範圍內散播所謂“華人缺乏同情心”“華人低俗”等負面印象，進而推動“仇華”“反華”等種族主義論調的傳播。從實際效果看，這種翻譯活動不僅助推了種族主義言論的傳播，而且還激化了種族主義傾向的行動。借用中國互聯網上的一句流行語“不看廣告，看療效”，從“大翻譯運動”的效果來看，雖然它打着追求自由民主的幌子，實質卻是消費、煽動部分網民的種族主義。因為他們故意忽略了一個基本常識，即人類社會真正的敵人是仇恨、是歧視，而不是華人。

互聯網的發展降低了草根羣體的發言門檻，由此也大大提升了部分極端主義言論的可見性與傳播力。因此，從世界範圍來看，各國互聯網上都出現歧視、仇恨言論劇增的現象。一些網民在非理性情緒的鼓動下，用二元對立的簡單邏輯來解釋複雜的政治問題、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到處製造並尋找敵人，裹挾着一股乖戾之氣，讓互聯網也成為謬論的集散地。“大翻譯運動”正是利用這個現狀，用吹泡泡的方式，將互聯網角落裏的一些隱匿言論顯性化、擴大化，將個別羣體的言論政治化、種族主義化，把互聯網由文明互通互鑑的對話平台變成播散仇恨與歧視的平台。因此，所謂“大翻譯運動”其實是背離翻譯活動價值旨歸的“歪翻譯運動”。一些組織機構或個人秉承立場政治的原則，認為“大翻譯”創新了反華的新策略，意欲將之打造為反華勢力的新引擎，卻對其真正危害視而不見，極有可能遭致反噬。不過，這也提醒我們，通過國際協作，加強對仇恨、歧視言論與虛假信息的治理，理應成為未來互聯網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作者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