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帆：日與北約勾搭，意在打開“枷鎖”

日本參議院選舉將在本月10日舉行。日本共同社6日發佈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自民黨、公明黨以及日本維新會等朝野修憲勢力將可能在參議院選舉後繼續控制三分之二以上議席，再次越過啓動修憲進程的“門檻”。

根據日本修憲相關程序，發起修憲動議需在國會眾參兩院分別獲得三分之二以上議員支持。動議若獲通過，將付諸公民投票，支持率過半才能過關。自民黨幹事長茂木敏充上月曾表態，自民黨將力爭在參院選舉後向國會提交修憲草案。在國內造勢的同時，自民黨政府也深知在國際上打破二戰後格局、令包括西方在內更多國家接受日本修改憲法變身“正常國家”並不容易，於是其將助推“北約亞太化”作為手段，以實現“借船出海”的目的。

日本與北約的眉來眼去，頻繁互動不是始於今日，而是多年前就已開始。2007年安倍晉三以日本首相身份首次訪問北約總部時發表的講話就曾聲稱：“日本和北約是合作伙伴。”可以説從此之後，日本一直尋求加強本國與北約的合作關係。2013年4月，時任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訪日，與安倍簽署了日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共同政治宣言”。2014年5月安倍再次訪問北約總部，制訂了“日本—北約國傢伙伴合作計劃”。 對於日本來説，制訂與北約合作計劃是“平成26年以後的防衞計劃大綱”中提到的通過“與國際社會的合作”實現安全保障政策的第一步。之後，日本官方與北約的聯繫日漸頻繁。

根據日本與北約合作的歷史以及優先合作的領域，雙方進行政治對話的目的之一是分享關於東亞安全環境的信息和觀點，而日本方面還側重於三方面考量：

一是遠交近攻、借力打力，借北約向中國施壓。日本深諳東方文化，擅長借力打力。隨着中國實力不斷壯大，日本越來越以鄰為壑，無端猜疑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後，會影響其自身亞洲強國的地位。多數日媒宣稱，參加北約峯會是因為日本面臨的安全威脅正在增加。俄羅斯目前正集中兵力攻打烏克蘭，尚不清楚它在遠東地區有多少軍事實力的存在，中國肯定仍是日本面臨的最大挑戰。今年4月，在日本前防衞大臣小野寺五典提交的自民黨政調會關於國家安全戰略的提案中，首次將中國定位為“重大威脅”。日本利用中美分歧，突破戰後禁區，公開干預台海、東海、南海，在軍事上“呼籲各國共同鉗制中國”。而日本認為如果有更多外部因素能夠介入進來幫助日本，顯然對實現戰略意圖會有更多作用。此外，日本想借此積極追求政治大國地位，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試圖擴大自身的國際影響力。

從北約方面來看，隨着冷戰結束，北約也開始逐步轉變自身的戰略定位，決定進一步增強北約的“全球性”，而亞太正是北約試圖涉足的重點地區。可以説，“突破地理條件限制、尋求全球性夥伴”是日本和北約當前的共同需求。

二是借船出海，增加在政治安全上的自主性，逐漸擺脱美國的“枷鎖”。日本此時極力配合“北約亞太化”，一方面為了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另一方面也希望夾帶私貨，借美國在亞太急需幫手的機會，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變身“正常國家”，壯大自身軍力，以便必要時圖謀不軌。

日本方面近日提出在未來5年內軍費佔比達GDP的2%，向北約標準看齊。按照2021年日本GDP為4.9萬億美元核算，年度軍費支出達到2%就意味着接近1000億美元，這樣一來日本的軍費很可能超越印度、英國、俄羅斯，高居世界第三位。值得注意的是，恢復昔日帝國的野心在日本一些右翼勢力中是很有市場的。

三是借題發揮，更多地干涉亞太事務，擴大在亞洲乃至全球的影響力。日本和北約在利益訴求上具有互補性。日本在參與國際事務方面渴望得到北約的支持，希望同北約一起參與對國際事務的處理，以擺脱戰後體制的限制；北約則在處理地區和國際事務時希望得到日本的“援手”，將日本作為北約參與亞太事務的一個支點，助推北約的“亞太化”。

近一段時期以來，日本政府在加強防衞投資、發展進攻性軍事能力以及干涉台海議題等方面走得越來越遠。這暴露出日本在國家戰略上的危險動向，借應對所謂“中國威脅”提升自身軍力，實現擴大在亞洲和全球影響力的政治目的。當前，美國通過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等小圈子，將冷戰思維的“陣營衝突”不斷帶到亞太地區；將“泛北約”推向亞太地區，以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為抓手，拼湊盟友集團。面對這樣的大背景，日本蠢蠢欲動，企圖實現自己的戰略野心。

然而，引北約這隻“狼”入亞太，日本最終會認識到“請神容易送神難”。美國和北約不可能聽從日本的“指揮棒”，無論是“北約亞太化”還是“印太聯盟”多邊化，其結果必將是日本被鎖定在“跟班”和“隨從”的角色。（作者是外交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