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後脱歐政府”能助英國脱困嗎

以“旗手”和“鬥士”形象帶領英國成功脱歐並在2019年選舉中大勝的約翰遜首相，卻在保守黨的眾叛親離中敗下陣來。儘管保守黨內部的羣起倒戈和約翰遜本人的迅速妥協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但如此結局早在他風光之時就已註定：“亂世梟雄”般的政治風格很難滿足英國社會變幻莫測的政治需要，“破”字當頭的“脱歐政府”也很難打破“破而難立”的政治魔咒。

約翰遜出身精英卻常以不修邊幅的草根形象示人，很符合英國社會近年來反精英的民粹口味，他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事風格也很契合從迷局中破局而出的需要，身處脱歐迷茫中的英國當時的確需要這樣一位不走尋常路的領路人，民眾也以一場選舉大勝和高達70%的支持率回報了約翰遜，把他推上了首相生涯的巔峯，也讓後者有了更多想要比肩丘吉爾的嚮往：不僅要打破一個蜷居在歐盟內的舊世界，還要建設一個面向全球的新英國。

儘管隨之而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烏衝突沒能給他提供一個從容施展抱負的空間，但熟悉的“危機場景”讓約翰遜依然自信滿滿，2019年選舉大勝的政治資本也讓他在遵守規則和人事任命等問題上我行我素。雖然後來違反防疫政策的“聚會門”醜聞成為約翰遜厄運的開端，在對俄製裁和對烏支援上衝在前頭導致民眾生活成本上升，也讓保守黨在地方議會選舉中吃盡苦頭，但約翰遜在辭職聲明中卻仍將防疫和對俄烏政策視作自己的主要政績。在被迫辭職前，對約翰遜的民意反對率同樣高達70%，曾經在脱歐漩渦中以善於籠絡人心和把握民意著稱的約翰遜，最終卻栽在了與保守黨多數成員的疏離和對民意的誤判上。

民意和保守黨對約翰遜的拋棄，不僅是因為對他政治品行和行事風格的不滿，更是因為脱歐之後的保守黨政府在破立之間難以兩全，道路越走越窄、麻煩越來越多。約翰遜領導下的硬脱歐充滿和歐盟一拍兩散的豪氣，卻缺乏自立自主的底氣，不僅短期內難以擺脱對歐洲大陸市場的依賴，還與北愛爾蘭、蘇格蘭等地方分離問題糾纏至深，成了繞不過去的政治絆腳石。“全球英國”的宏偉目標想為脱歐之路找到一個高起點，約翰遜政府逐漸向地緣政治傾斜並四處出擊的外交看似聲勢浩大，卻迴避不了逼仄的地緣空間和縮水的經濟資源難以支撐“帝國雄心”的殘酷現實。

如同6月初的保守黨內不信任投票是對約翰遜敲響警鐘一樣，約翰遜的被迫辭職不啻對保守黨的一聲棒喝。面對日益臨近的下屆大選、咄咄逼人的反對黨和不肯罷休的地方獨立派，保守黨如果不能與約翰遜進行有效切割並吸取足夠教訓，在連續執政12年之後就將不得不為離開唐寧街10號做準備了。但約翰遜留給繼任者的騰挪空間實在有限：一是儘管約翰遜引咎下台可以幫助保守黨政府推卸掉一些責任，但從卡梅倫到約翰遜的脱歐債終究是要算在保守黨頭上的，接任的保守黨政府不得不繼續面對破立之間的難題。二是約翰遜仍心有不甘，仍然想在政策上繼續施加影響。他爭取到留任首相至今年秋季的機會，除了不願就此黯然收場之外，就是要儘可能地留下政治遺產。他在辭職聲明中提到脱歐、防疫和俄烏等幾項主要政績，實質上是在暗示繼任者需要堅持的政策方向。

何況在脱歐的反覆折騰和形勢的急劇變化下，英國社會的政治取向和民意基礎已經變得愈發難以捉摸。如果約翰遜的接班人是迴歸英國政治傳統的正統形象，缺乏了與草根階層的聯繫，恐怕難以贏得對約翰遜親民隨和一面有良好印象的普通民眾。但如果複製一位約翰遜式的繼承者又無法做到與前政府進行切割，難以展示出保守黨新政府面向未來的建設性。在接班人選擇困難的因素之外，約翰遜政府留下來的成堆問題更難解決。在脱歐、疫情和俄烏衝突三重因素疊加下，英國經濟正面臨結構轉型的陣痛，通貨膨脹引發的民生問題帶有很強的不可抗性質，很難用現有的銀行加息和財政補貼方式來解決。經濟和民生問題會進一步向社會和政治面傳導，從運輸業開始的罷工潮如果不能很快平息，也會進一步削弱保守黨政府在餘下任期內的政治基礎。

一旦這些國內問題被反對黨加以有效利用，保守黨政府就不得不眼睜睜地看着支持率繼續下滑而在下次大選中將政權拱手讓人。最難以應對的還是如何在內政外交之間重新建立平衡。歐盟對作為脱歐旗手並且在北愛爾蘭問題上態度強硬的英國首相殊無好感，幾乎是唯一對約翰遜下台掩飾不住欣喜之情的西方盟友。但即便想要和歐盟搞好關係，但脱歐主張裏包裹着的民粹主義內核也會讓保守黨新政府適可而止，難以實現突破。在建設“全球英國”的既定方針下，新政府自然也想要維持住繼續參與大國博弈的“遠方”，但前提是整理好家務事併為英國找到明確的方向，否則只能是越陷越深越迷茫，路越走越遠越漫長。（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