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戎：進一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進入21世紀，我國全面快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資源開發、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脱貧攻堅使偏遠山區和少數民族聚居區逐步納入全國發展整體規劃，初步形成全國統一勞動力就業市場，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超3000萬人。中華民族正面臨一個全面發展和各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新局面。

新中國成立後的民族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土地改革”和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運動中，長期受剝削被壓迫的各族大多數底層民眾在中國共產黨、新政府領導下獲得解放和新生，他們從內心感激共產黨、熱愛毛主席，建立起基於社會革命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階級認同。毋庸諱言，此後的政治運動中各地發生一些“左”的錯誤，由於黨的一些政策沒有落實，各族幹部羣眾受到一定程度傷害。“文革”結束後開始“撥亂反正”，在新的歷史時期，原有“階級鬥爭”意識形態認同基礎難以為繼。各地落實民族、宗教政策的具體措施，包括從邊疆大批撤離漢族幹部、重建清真寺和寺廟，客觀上喚起曾一度被淡化的民族認同和宗教認同。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近些年我國部分地區出現影響社會穩定、破壞民族團結的惡性事件，引起黨中央和全國人民的高度重視。

回顧和反思新中國成立後的民族工作，人們逐漸認識到我國民族工作長期偏重維護少數民族特殊性、傳統文化和自治權利，較少強調國家統一和推進各族共同性，客觀上削弱了各族幹部民眾心目中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意識。這種傾向在上世紀80年代後的政治與文化氛圍中得以強化和蔓延。在我國大學《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教科書中，“中華民族只是中國各民族的總稱”，教材以經典作家特別是特定時期的蘇聯民族理論為理論框架和核心觀點，圍繞其“民族”定義（“共同地域、共同語言、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引導各族學生認識民族問題。一些民族院校在招生、專業設置、課程安排等方面過於突出民族因素，致使有些學生滋長狹隘民族意識。一些部門、高校、科研機構長期以來在對少數民族相關問題研究中過於強調民族差異性，而有意無意忽視了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正是在這樣的教育和輿論環境中，一些年輕人對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華歷史和偉大祖國的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出現偏差，成為近些年我國一些地區持續發生重大惡性事件的文化與政治土壤。

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民族因素與區域因素相結合”

在這樣的發展態勢下，“維護社會穩定”成為一些地區的主要任務。自2014年第四次民族工作會議以來，中央對我國民族工作的指導方針作出重大調整，標誌着我國民族工作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時期。在繼續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同時，中央強調必須“堅持統一和自治相結合。團結統一是國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前提和基礎”。長期以來，我國民族理論學者和民族工作者談到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時，一般強調“自治”而很少提“統一”，強調維護少數民族自治權利，很少提及在尊重少數民族權益條件下如何加強各族民眾對中華民族和國家的認同。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提出“統一和自治相結合”，實際上突出了長期以來在強調民族區域自治時忽視的“統一”議題。

民族區域自治，既包含民族因素，又包含區域因素。我國許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多數是漢族，建立自治地方是考慮到雜居、散居少數民族人口的自治權利。因此，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某個民族獨享的自治，更不是某個民族獨有的地方，而是應當成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發展的地域空間。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堅持黨的全面領導，維護黨中央政令暢通，確保國家法律法規實施。

對於如何認識我國曆史上的民族關係，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講話中作出新的表述：“各民族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廣袤疆域，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燦爛的中華文化。”“我國曆史演進的這個特點，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佈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幷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多元一體格局。”這一表述與20世紀50年代進行“民族識別”和其後民族文化工作無視或迴避各族同享共性、專注於尋找和凸顯各族特性的導向已有本質區別。

由於2020年內蒙古自治區推行國家通用語言課程出現不同聲音，教育制度和教材問題引起中央高度關注。我們需要從少數民族現代化這個長遠目標認識國家通用語言教育和國家統編教材。在任何現代國家，國民普遍掌握本國通用語言是實施行政管理、發展教育、形成統一經濟體系、在“多元一體”框架內發展文化事業的必要前提。我國民族中小學和大學某些專業保持用民族語言授課，這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繼承和發展是必要的，但是同時也應看到，我國絕大多數大學課堂教學只能通過使用國家通用語言講授，少數民族學生如果不通過國家通用語言接受教育，就無法掌握許多專業領域的前沿知識並獲得發展空間。我國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4%，但在“兩院”院士中僅佔1.83% ，存在一定差距。

在教育與文化領域如何開展民族工作

長期以來，文藝界表達我國民族形象時通常展示56個民族穿戴本族服裝和吹奏本族傳統樂器，“春晚”通常給有代表性的民族安排一段“民族舞蹈”。這些思路體現的是各民族的差異性，而不是中華民族共同性。政治認同的深層基礎必然是文化認同。如果把文化認同作為最深層的認同基礎，上述傳統思路確有調整的必要。習總書記提出“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形象”，“要融匯多方面元素，打造政治性強、內涵豐富、意藴厚重、接受度高的中華文化符號和形象”。這給我國文藝界提出了一個歷史性的新任務。

在討論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時，人們經常援引“文化相對論”和“保護文化多樣性”作為理論依據。今天在開展有關方面思考時，需要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進一步拓展思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一些民族文化形式會出現變化甚至自然消亡，這種情況漢族有，少數民族也有。要通過有效方式，把那些可能消失的文化形式作為一種文化記憶加以保存，但不能不分良莠全盤保護，更不能借保護文化多樣性之名宣揚保守封閉的意識、固守於愚昧落後的生活方式和陳規陋習。同時，在教育與文化領域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過程中，不要忘記毛主席告誡我們要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多元”和“一體”是辯證統一、同時存在的兩個方面。尊重少數民族平等權利，切實保護和繼承少數民族語言與優秀傳統文化，今後這方面的工作也不應忽視。

2019年9月習總書記在講話中特別提出要“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堅定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關民族問題的觀點，是在他們生活的特定年代、面對特定社會經濟形勢和革命任務提出的，閲讀這些相關論述時，一定要放到他們當年寫作的特定歷史場景中來理解。因此，我們必須堅持推進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道路。中國有幾千年發展歷史和文化傳統，在近代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中，中國人對於“民族”概念有自己的理解。中華文化在思考內部人際關係和與周邊羣體關係時，秉持的是“和而不同”“有教無類”和“中華大一統”思路，這與一神教排斥異教徒的“雙重標準”“零和博弈”完全不同。中國沒有產生西方“民族主義”的文化土壤。

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明確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把加強全國各族民眾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意識這項工作提到一個更高的位置。面對國內外複雜多樣的現實情況，我國的民族理論界和民族工作者必須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指導下，在廣泛開展社會調查和理論創新的基礎上，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科學精神，與時俱進，提出符合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民族理論體系，切實有效地推進新時代中華民族全體成員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使14億國民真正融合為一個“多元一體”、血肉相連、命運與共的大家庭。（作者是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