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婷婷：讓人身保護令更有力

作者：劉婷婷 空軍軍醫大學法學副教授

人身保護令“升級換代”了。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佈會，發佈《關於辦理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該《規定》列舉十種證據形式，重申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取證的規定，規定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證明標準，為“較大可能性”即可，不需要達到“高度可能性”，等等。

反家庭暴力，人身保護令是一把利刃。反家庭暴力法出台的這些年，各級人民法院發出的人身保護令總數已突破萬件，最高人民法院也曾發佈了反家庭暴力十大案例，這些都足以證明這項剛性司法保護措施的實際效果，也展示了司法機關規制家庭暴力、保護受害者的決心和態度。但不容忽視的是，在司法實踐中，一些受害者也飽嘗“舉證難之苦”。

前段時間，北京市某律師事務所曾發佈一份報告，隨機抽取了2017年至2020年涉家庭暴力的離婚訴訟判決書共1073份，對案件基本情況、當事人基本信息、家暴認定情況和判決結果進行了統計分析，發現無家暴相關證據或者證據情況不詳的佔到了總數的68%，僅提交了一份孤證的就佔到一半以上，難以達到民事訴訟證據認定所要求的高度蓋然性和優勢證據標準。

根據反家庭暴力法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據公安機關出警記錄、告誡書、傷情鑑定意見等證據，認定家庭暴力事實。但現實情況是，家庭暴力往往發生在相對封閉的小環境中，侵害者與受害者之間有親緣關係，施暴手段五花八門，多有隱蔽性和欺騙性，由此種種決定了那些列舉在法律條款中的法定證據種類，其實並不容易獲取。

值得讚許的是，根據新司法解釋，證據形式不再被限制在“三大類”的窠臼之下。新《規定》家庭暴力的發生特點，總結審判實踐經驗，列舉了十種證據形式，將“雙方當事人陳述”“被申請人曾出具的悔過書或者保證書”“雙方之間的電話錄音、短信”“醫療機構的診療記錄”“婦聯組織等收到反映或者求助的記錄”等，也都納入法定證據的範圍之內。這些新的證據形式，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常見，更容易獲取，也就降低了受害者舉證的難度。尤其重要的是，對於受害者，知曉這些證據形式後，即可有意識進行收集和固着，更好地維護自身權益。

不僅如此，新《規定》的另一大亮點是降低了案件證明標準。根據《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即構成家庭暴力。在司法實踐中，對於案件證明標準，往往要求較高，需要達到“高度可能性”。根據最新司法解釋，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的證明標準，達到“較大可能性”即可，由此大幅降低了申請人的舉證難度，也能讓更多的家庭暴力行為，在新的“證明標準”面前顯出原形。

反家庭暴力，是一場力量不均衡的社會抗爭，需要給弱者以更大的司法支持。審視新司法解釋，無論是增加證據形式，還是降低案件證明標準，目的都是為了給受害者開闢綠色通道、給予司法救濟。通過不懈的立法、司法和執法努力，給更多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以更大保護。（劉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