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澳駐外軍隊為何淪為“人權黑洞”？

席偉健 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助理、副教授

當地時間7月12日，英國廣播公司發佈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在阿富汗的英國特種空勤團（SAS）成員多次在可疑情況下殺害被拘押者和手無寸鐵的平民，甚至各中隊間還存在比拼“誰殺的人更多”的情況。其中一支部隊可能在為期6個月的輪駐期間非法殺害了54人。

2020年11月，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最高上訴法院法官保羅·布里列頓撰寫了一份有關澳軍士兵在阿富汗涉嫌犯有戰爭罪的報告。一個可能持久存在而一直為美國及其扈從國家國防部門掩蓋的秘密被揭開：即美國、英國、澳大利亞三國的駐外部隊對其入侵國家的平民實施無差別屠殺，顯示其正一步步滑向法西斯主義的人權深淵。BBC《全景》欄目此次所揭露的屠殺平民事件，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沿襲了美西方媒體“小批評、大幫忙”的宣傳策略。

耐人尋味的是，2020年11月，中國網絡畫師烏合麒麟在互聯網上以生動的插畫形式向外界展示這一侵犯人權的暴行，卻遭到時任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的強烈抗議，頗有欲蓋彌彰的意思。如果系統回顧美英澳國家軍隊的人權問題，則可以追溯到2004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揭露的美國女兵在關塔那摩基地的虐囚醜聞。近20年過去，其侵犯人權的狀況不但沒有絲毫改善，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

眾所周知，美英澳三國有深刻的共同歷史文化淵源，其種族主義傳統更“悠久”也更隱秘。士兵對平民實施“殺人競賽”的暴行只存在於“二戰”期間日本、德國等法西斯國家的軍隊中。殊不知，所謂的“民主燈塔”在制度化的種族主義勢力驅使下，在使用此等暴虐手段來轉嫁軍隊內部治理危機方面不比法西斯國家差。如果與輿論界揭露的20世紀以來加拿大等國對美洲原住民實施系統性種族滅絕的歷史慘案相比，其駐外部隊實施如此暴行，倒也並非咄咄怪事，而是體現了其種族滅絕制度和種族清洗行為一脈相承的邏輯。究其原因和表現，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其人權標準本質上為其種族主義政治制度服務。美西方國家依據其近代的“啓蒙”政治傳統，在將國民按照種族、財產、性別等標準嚴格區分為“公民”與“人”的同時，還將這個二元劃分標準推及殖民地，在那裏將所有人嚴格劃分為“人”與“非人”。近代西方國際法體系中有關戰爭罪行實施客體的界定，是將殖民地的“非人”排除在外的，對他們的殺戮不被視作戰爭罪行。美西方近代炮製出來並主宰了話語權的一系列人權公約，隱含着這種二元政治的邏輯。

二是其人權標準的工具化取向明顯。在西方近代馬基雅維利式的正義觀影響下，美西方國家的人權標準在其內部也有遠近親疏和尊卑等級劃分，並表現出強烈的工具化色彩——如果非英語民族國家尤其是英美的地緣政治對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犯有侵犯人權的戰爭暴行，英美起初會以“綏靖”“拱火”方式放任暴行滋生、蔓延，然後視政治戰略需要，充分發揮其輿論機器威力，將其釘上歷史恥辱柱，並塑造出“專制制度才產生如此侵犯人權的暴行”等諸如此類的政治理念。如果本國乃至英語民族國家的軍隊士兵犯有此類暴行，則大力掩飾，甚至不惜偽造證據，嫁禍於別國。

時過境遷，隨着互聯網傳媒的日益發達，一旦信息傳媒鴻溝被推平，英語民族國家的歷史暴行就會密集地浮出水面。換言之，以英美為代表的國家及其政客並不關心受侵略國家的人權是否被侵犯，而是根據現實政治需要，考慮侵犯人權的暴行是否需要被披露，以及這種披露有何政治工具意義。

三是人權標準的“雙標化”特徵更趨明顯和複雜。美英澳三國人權標準存在雙重化，其在論及發展中國家人權時持虛偽態度。同時，在其軍隊內部，人權“雙標”特徵也暴露無遺，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一是以美軍為代表，長期以來其內部侵犯人權尤其是侵犯女性、少數族裔士兵羣體的現象屢見不鮮。上個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甫一作出推翻1973年有關女性墮胎權利的經典判例裁決，美國國防部官員一反軍方不得干政的政治傳統，迫不及待地跳出來反對，這其實就是擔心受性侵美國女兵無法墮胎可能導致的醜聞高頻率爆發。

二是本世紀以來，大行其道的“身份認同”政治進一步破壞腐蝕其人權標準的根基。以2020年美國出現首例變性人擔任四星上將為例，美式“政治正確”不僅沒有在實質上改善底層士兵的人權狀況，反而“打着彩虹旗反對星條旗”，致使美軍女性和少數族裔士兵羣體權利遭到嚴重踐踏。

三是淪為壟斷資本集團洗錢工具的軍隊行為動機遭到金融資本主義的嚴重扭曲，美軍內部的腐敗套利現象令人觸目驚心。覆巢之下無完卵，淪為套利工具的美軍士兵自身的人權也得不到尊重，其內部抑鬱自殺、吸毒販毒、濫交性侵的違紀案件屢見不鮮。而作為一種罪行的妥協贖買方式，為了轉嫁軍隊內部治理危機，排解底層士兵的精神壓力，資本集團對其軍隊侵犯人權的行為基本上持默許態度，使其從“人權黑洞”進一步淪為國家的“政治黑洞”，甚至一步步滑向法西斯主義和虛無主義政治深淵。這一切，是所有愛好和平的民眾不願看到的，也是全球治理虧空所產生的“人權赤字”的根本淵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