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心伯：冷靜處置美“對華政策試錯”

今年以來，拜登政府先後推出了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印太經濟框架”和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沖的“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計劃，試圖把強化對華戰略競爭的設計付諸實踐。

其實，自奧巴馬政府開展對華戰略競爭以來，美國就不斷推出各種針對中國的戰略、倡議、行動。在奧巴馬執政時期，有“亞太再平衡”戰略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在特朗普時期，有“印太戰略”、“清潔網絡”計劃、“藍點網絡”計劃等，還發起了規模空前的對華貿易戰。回顧美方這些曾經花大力氣推動的對華戰略、倡議、行動，有的效果大打折扣，有的一地雞毛，還有的無疾而終。儘管如此，後來者還是樂此不疲要推出新的對華政策設計，重複那些很大程度上屬於無效勞動的循環，從而構成了“美國對華政策不斷試錯”的獨特現象。那麼，該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首先，要看到，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被國內政治驅動。華盛頓對華政策行為往往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而非基於對政策可行性的審慎評估。例如，特朗普執意對華發動貿易戰，是為了拉攏白人藍領選民，爭取“鐵鏽州”的選票，以鞏固執政基礎和獲得連任。至於貿易戰能在多大程度上實現美國的利益目標、美國要為之付出多大代價，特朗普團隊並未仔細考量，只是自欺欺人地吹噓“貿易戰是好事，容易贏”。實踐表明，貿易戰對美國利益的損害遠遠大於對中國的影響，它增加了美國消費者的支出，也推高了通貨膨脹。拜登執政後，雖明白這個道理，但由於也要討好白人藍領階層和工會勢力，只能將錯就錯，長期維持特朗普的加徵關税。

其次，決策者過高估計自身的能力和美國的實力。華盛頓的政治文化特點之一，就是自視為世界的中心，大多數決策者和智庫人士都相信美國有“號令天下”的能力，其他國家都唯美國馬首是瞻。只要美國設計出某個高明的戰略或政策，就能順利實施，並能獲得成功。這種自大心態往往忽視了其戰略與政策設計的合理性以及執行層面的問題。由於不能準確把握客觀條件，尤其是對象國的實際情況，導致戰略和政策設計缺乏合理性，而執行者能力欠缺或美國的資源投入不足，則會嚴重影響戰略與政策的實施。

例如，拜登政府執政伊始，便推出“以競爭為主、兼顧對抗與合作”的對華政策。實際上，這一 “三分法”的政策設計在邏輯上存在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加之拜登政府在處理對華關係上眼光短淺、視野狹窄，拿捏不好對華競爭、對抗、合作的分寸，在政策運作過程中狀況頻出，自以為是的政策設計根本行不通。又如，拜登在七國集團峯會上提出“全球基礎設施與投資夥伴關係”計劃，宣稱要募集6000億美元，用於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其實世人都明白，美國自家年久失修的基礎設施都無力更新，怎麼可能掏出大把銀子去幫他國搞建設？當下美國的對華政策，最缺乏的是戰略或政策的合理性、執行力和可用資源。

第三，不願面對現實，低估中國。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憑藉其綜合實力優勢，在對華關係中長期處於主導和主動地位。但是過去十年來，中國隨着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和大國外交的展開，在對美關係中發揮着更大的能動性。然而華盛頓的決策者並未充分認識到這一點，在試探中國的同時，往往又因為不願接受中國壯大的事實，產生低估和誤判。拜登政府祭出“三分法”的對華政策，幻想以此打造符合美國利益的雙邊關係，卻被中方告知此路不通。中方保持戰略定力，不隨美國的節奏起舞；對美推進“清單外交”，敦促美方處理中方合理關切；積極發展與第三方的關係，積累對美博弈的外交資源。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設計看起來似乎比特朗普時期要高明一些，卻同樣在實踐中不斷碰壁。低估和誤判中國使得美國對華政策跌跌撞撞，行之不遠。

與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類似，未來的美國政府還會在對華政策上不斷試錯，這是由美國的國內政治、戰略文化及其目標與能力之間的差距決定的。於中國而言，對美國形形色色的對華政策設計既要重視，又不能太當真。要重視，是因為美國政府針對中國推出的戰略、倡議、行動等反映了美國對華戰略與政策的動向及重點，在實踐中會對中國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干擾，甚至會嚴重損害中方利益。不能太當真，是因為這些對華設計一廂情願的多，能夠實現的少，如果太當真，就會被美方牽着鼻子走，浪費資源和戰略機遇。

丘吉爾曾説過：“你總是可以指望美國人做正確的事，只是要在他們嘗試過其他一切辦法之後”。作為霸權國家，如何處理與一個在政治制度、價值觀、文化、種族等方面都迥異的崛起大國的關係，美國會長期處於摸索之中，試錯是常態。中國對此要有戰略耐心，更要有良好的應對能力。鑑於中美兩國以及雙邊關係都在發生重要變化，中國處理對美關係的關鍵是強實力、穩根基。其次，是以我為主，不隨美方起舞，要主動出擊、調動美方。第三，是把重點放在與第三方打交道上，而不是圍着美國轉。中美雙邊互動固然重要，但效果或許有限，而與第三方關係潛力很大，我們大有可為的空間。（作者是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