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貴：警惕WTO改革航向再次被帶偏

據美媒最近報道，美國正尋求修復WTO破裂的貿易爭端程序，為此已組織多次由數十個WTO成員參與的工作級別會議，就經貿領域的緊迫議題以及WTO爭端解決機制陷入困境尋找打破僵局之策。

美國加大對WTO的關注和熱情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在上月世貿組織第12屆部長級會議上，美國與中國、歐盟等主要貿易伙伴圍繞疫情應對、糧食安全、可持續發展等全球性挑戰採取了合作性博弈態度。主要成員克服地緣政治因素干擾，部分重振了各方對多邊貿易體制的信心和期待。在此背景下，美國方面試圖藉機“沖洗”掉特朗普時期對WTO的蠻橫留給世人的糟糕印象，為下一步再次主導WTO改革積累人氣。因此，美國這時候對待WTO改革格外熱情，是從國家利益和再次尋求主導WTO的視角出發做出的策略安排。

世貿組織是當今世界貿易領域最重要的公共產品之一，即便是在各種雙邊或多邊投資貿易協定方興未艾的今天，它在促進投資和貿易便利化、削減關税和非關税壁壘、消除國際貿易中的差別待遇以促進貿易自由化、優化全球資源配置以及擴大商品生產和流動等方面，依然發揮着無可替代的作用。但最近十多年來，隨着發達國家經濟和貿易實力相對下降，原先支持自由貿易和多邊貿易體系的主要發達國家開始改變對WTO的態度。同時，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貿易格局中地位的上升，開始對發達國家傳統的優勢領域形成擠壓效應。這些變化賦予WTO在協調成員之間貿易爭端方面更大的行為空間，同時也對WTO相關改革提出新的挑戰。

從2008年起，各國就開始呼籲WTO改革，但因遭到美國和印度等國的反對而耽擱。尤其是作為WTO主要機制設計者的美國，在特朗普執政時期不僅多次要求WTO按照美國的意志進行改革，而且對其中負責裁決貿易爭端的解決機制——上訴機構下狠手。因受到美國在WTO上訴機構啓動法官納新、連任程序等方面的阻撓，該機構在美國籍大法官格雷厄姆2019年12月10日第二任期結束離職後，無法依據特例條款繼續審議世貿組織成員之間的貿易爭端，陷入事實上的功能癱瘓。而爭端解決機制、多邊貿易談判以及貿易政策監督被廣泛視作WTO的三大支柱。WTO上訴機構停擺兩年多了，在此期間爭端解決機制只能依靠雙方意願協商，不僅費時耗力而且很難找到爭端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這也致使一些貿易爭端久拖不決。

過去兩年多來，美國一方面竭力阻撓WTO爭端解決機制下的上訴機構開啓新法官候選人甄選程序，幾乎拒絕所有提議，另一方面又沒提出其他建設性的解決方案，而是刻意繞開WTO多邊體制，以新版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為藍本，通過構建所謂“印太經濟框架”等小集團小圈子性質的偽多邊經貿安排，用“美國式”的產業政策、環境標準、勞工標準等來替換國際多邊貿易規則，試圖重塑21世紀貿易協定的美國範式，以實現繼續控制全球貿易與產業發展主導權的目標。

WTO當然需要改革，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催動下，不少國家的數字貿易出現新業態、新模式以及新的應用場景，大大加快國際貿易的數字化進程。WTO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加速推動電子商務談判、加強跨境商品和服務貿易的數字化建設、縮小“數字鴻溝”以及加強隱私保護與提供公平競爭環境等方面做出響應，包括建立數字貿易的國際標準以及在應對糧食與能源危機等方面拿出實質性的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歡迎美國參與WTO改革甚至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但WTO的任何重大改革都不能再以犧牲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為前提。

中國2018年11月就曾提出WTO改革的三大原則和五點主張，強調應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核心價值，即非歧視和開放性；應保障發展中成員的發展利益；應該遵循協商一致的決策機制，特別是要保證廣大成員特別是發展中成員共同參與改革進程，不能搞小圈子。中國在WTO爭端解決機制的上訴機構癱瘓之後，與歐盟等其他成員共同建立“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在WTO選出新總幹事之後，中國主張WTO改革首先要恢復上訴機構的正常運行，並以實際行動促成部長級會議達成重大協議，以整固WTO的有效性、權威性和爭端解決能力，最大限度爭取國際力量共同維護以規則為基礎、以WTO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