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展示的古代文明

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陶壺。

陶寺遺址出土的銅鈴。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琮。

陶寺遺址出土的蟠龍紋陶盤。

陶寺遺址出土的玉璜。

考古及研究顯示，陶寺遺址已經具有完備的都城功能，進入早期文明社會。除了展示豐富的物質文明成果，陶寺遺址也呈現出距今4000年前後古人的精神世界，這些因素影響了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建設，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基石。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把中華文明起源研究同中華文明特質和形態等重大問題研究緊密結合起來，深入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路向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演進格局，研究闡釋中華文明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質和發展形態，闡明中國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藴。”

距今4300年至4000年，黃河中游處於中華文明形成的關鍵區域，山西省襄汾縣陶寺就是這一關鍵區域、關鍵時間點的代表性都邑遺址。考古及研究顯示，陶寺遺址已經具有完備的都城功能，進入早期文明社會。陶寺遺址自1978年啓動正式考古以來，經過40多年的發掘研究，不斷取得突破與進展，特別是2002年起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後，直至今天，一直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遺址。

精神文化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創造的各種思想觀念的總和。除了展示豐富的物質文明成果，陶寺遺址也呈現出距今4000年前後古人的精神世界，這些因素影響了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建設，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基石。

重視天文曆法的實證

考古發現的諸多夏商之前的大型遺址，為研究中國早期都邑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是否具有大型城垣、宮殿宗廟、王陵（王墓）、高等級手工業作坊等，都是進行都邑遺址認定的標準。考古探明陶寺遺址的中期城址約280萬平方米，呈典型的“回”字形，具備雙城制結構，分佈有宮殿區、大型禮制建築、手工業區、王陵區、倉儲區、普通居民區等，功能齊備。2019年以來的最新考古，確認了宮城內面積近8000平方米的宮殿建築是史前時期所發現的最大的夯土建築基址，有主殿、附屬建築、庭院、廊廡等遺存，結構複雜、佈局規整。

陶寺早期的王族墓地位於宮城外東南，約有上萬座。已發掘清理的千餘座墓葬表明，當時的階級分化已經相當明顯。大型高等級墓葬內，可見棺底鋪滿硃砂的木棺、豐富而精緻的陪葬品；中型的也有木棺，隨葬成組的陶器、少量木器，以及一些精美的玉石器和豬下頜骨等；小型的則僅可容身，多數沒有葬具，也沒有任何隨葬品。

陶寺的觀象台是迄今發現的世界最早的觀象台。天文學家和考古工作者通過觀象台多次觀測太陽地平日出，發現那時的人們將一個太陽年365天或366天分為20個節令——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4個重要節點，來掌握四季冷暖和農業耕作收穫的節氣，是有科學依據的。這與《尚書·堯典》中堯“觀象授時”的記載相符。通過天文官的觀象活動，為社會生產生活提供最基本的服務，這體現了中國古人順應自然、遵循四季變化規律的智慧。

這是中國古代重視天文曆法的實證。華夏文明有一個突出特徵，就是觀測天象、制定曆法，以敬授民時。陶寺遺址實證了這個重要特徵。

測時定位的圭表系統

陶寺遺址的王族墓地分別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這是目前考古發現世界最早的圭表儀器實物資料。圭表用來測量太陽的影子。水平置於地面並標有刻度的是圭，垂直於地面的柱是表，正午時刻太陽照在表上，投下的影子被圭上的刻度標記出長短。夏至日影最短，冬至日影最長。經過10餘年研究發現，在陶寺文化時期，圭表能夠用於太陽曆法的制定，還可測量尋找“地中”。陶寺圭尺第十一刻度標長度為40釐米，合陶寺1.6尺，是4000年前晉南地區的地中標準刻度。

陶寺圭表系統還可以與步測結合，以陶寺古國都城為地中測量，確定陶寺當時所在的東亞大陸的東南西北四至點，被稱為“四表”，並據此創立他們的“天下觀”，即“東、西、南、北、中”的政治地理五方。陶寺都城的功能區劃與微地貌環境相配合，在一套完整的觀念指導下完成，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火水相射，風雷相搏”，而東南、西北、正南、正北、西南、東北、正西、正東八個重要方位已經用來代表不同的功能板塊。

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蟠龍紋陶盤，受到良渚文化黑陶刻畫蟠蛇紋和肖家屋脊文化玉龍的啓發，創造了中原的蟠龍形象，影響到後來的河南新砦文化、二里頭文化、殷墟晚商文化、兩週、秦漢，直至發展到今天的中國龍造型。

呈現禮樂文明的雛形

陶寺遺址出土了大量樂器，呈現禮樂文明的雛形。

陶鼓、鼉鼓、石磬形成組合，隨葬在早期王墓中，顯示八音初備。陶鼓、鼉鼓屬於八音裏的革，石磬屬八音裏的石，陶壎屬於八音之土，銅鈴屬於八音之金，木柷屬八音之木。鼉鼓和石磬是同一組樂器，配組方式為鼓二、磬一，並伴有一件土鼓。鼉鼓上口蒙有鱷魚皮，整體形制呈圓柱形。鼓腔利用天然樹幹颳去樹皮、掏空內腔並烘乾後，外施彩繪。鼉鼓高約110釐米，一般直徑約50釐米，個別的下部直徑達90釐米以上。

陶寺晚期水井裏還出土一件完好的骨質口簧，與近年陝西石峁皇城台出土數量較多的口簧相一致。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禮樂器，包括漆木筒的鼓、石磬、銅鈴、陶壎，顯然是陶寺文化禮樂器的繼承與發展。説明土鼓與鼉鼓、特磬等重器，在距今4500年前後的龍山時代中葉，已由單純的祭器轉變為標誌地位的禮樂器。

陶寺遺址還出土了彌足珍貴的文字。陶寺中期，一座中型貴族墓中隨葬的骨耜上契刻“辰”字，表明墓主的職官為農官。甲骨文體系由此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100年前的陶寺中期。陶寺晚期的一件扁壺，正面鼓腹部朱書一字符，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背面另有一個朱書字符，如何釋讀，有多種説法。有學者釋讀為“易”，也有學者釋讀為“邑”，還有的學者釋讀為“堯”。儘管存在分歧，但學界普遍認為這是與甲骨文最接近的文字。近年來我們又在陶寺宮城內發現另兩件陶寺晚期扁壺殘片朱書“堯”字的殘筆。

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塑極少，未見石雕，玉石器也基本是素面。但貴族墓葬隨葬的彩繪陶器紋樣瑰麗，幾乎都是成熟的幾何紋樣，迴旋勾連為主要模式，體現了一定的藝術高度。

通過分析陶寺的都城制度、禮制建築制度、喪葬制度、禮樂制度、天文曆法制度等，我們認為，陶寺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制度文明。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