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學者王毅：堪培拉“賴瑞青”心態傷了澳中關係

國際政治舞台上有着形形色色的角色，而澳中關係將兩個極端不同的角色牽扯到一起。誠然，從人口上講，澳大利亞比中國小很多。2020年，中國人口相當於澳大利亞人口的55倍。不過，澳大利亞國土面積大，自然資源豐富。中國龐大的人口資源與澳大利亞豐富的自然資源使雙方具有高度互補性。雖説正負相吸，但二者也會發生碰撞，尤其當最初的情投意合逐漸變得單調乏味，兩國關係呈現目前的緊張狀況。要想弄清這些變化，我們必須細細梳理這兩個迥然不同的國家當初是怎麼走到一起的。

一、彼此相識（1972年之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總理奇夫利領導的澳大利亞工黨政府，以及之後的六屆聯盟黨政府的對華政策主要基調都是不承認這個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儘管沒有實現外交承認，但兩國還是發展了貿易關係。起初，貿易規模很小，1949年、1950年貿易總量只有390萬澳元。此後雙邊貿易持續發展，尤其是從上世紀60年代起，中國開始進口澳大利亞小麥，並在60年代成為澳大利亞第六大出口市場。

二、終得牽手（1972-1988）

當時的聯盟黨政府謀求的是，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要與之開展貿易。相比之下，反對黨工黨（尤其自1967年惠特拉姆成為黨首後）則認為，緊密的貿易關係是建立外交關係的正當理由，而外交關係反過來又能促進貿易關係。1971年，惠特拉姆終於實現訪問北京。巧合的是，此次訪問與基辛格秘密出訪北京同時發生。贏得1972年大選後，作為總理的惠特拉姆最先完成的任務之一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從此開啓澳中關係新時代。

在惠特拉姆政府之後，弗雷澤領導的聯盟黨政府摒棄以往敵視中國的態度，並繼承惠特拉姆時期友好交往的對華政策。雙方各派武官更是凸顯相互的熱絡。雖然雙邊政治關係逐漸升温，但經濟合作卻顯得滯後。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在鄧小平的引領下進行對外開放，澳中經濟合作才被注入新的活力，也使霍克領導的政府以前所未有的積極性處理澳中關係。霍克擔任總理期間，展開經濟外交，這也成為當時澳大利亞對華政策的主要內容，直接促成力拓集團與中鋼集團高規格的恰納爾礦業合資項目。

三、繼續相伴（1989-2007）

上世紀80年代末，澳大利亞政府曾參與對中國政府的譴責表態。但澳大利亞方面還是儘量謹慎，避免破壞雙邊關係的運作基礎，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比如堪培拉拒絕了美國要澳大利亞對華實施更嚴厲貿易制裁的要求。事實上，澳大利亞政治家和官員都在極力勸説美國同行，不要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中國的人權表現掛鈎。

1991年12月，工黨領導層進行調整，前國庫部長基廷取代霍克，成為總理。1993年6月，基廷訪華，這標誌着兩國恢復最高級別的雙邊交流，也為貿易及投資計劃注入新動能。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已經有100多家中國公司及企業機構在悉尼、墨爾本、珀斯及其他澳大利亞城市設立代表處或分支機構。

霍華德在1996年3月的大選中擊敗基廷，開啓迄今為止澳大利亞第二長任期的總理生涯。霍華德政府與中國的關係一開始就出師不利：首次澳美部長級磋商在悉尼舉行，隨之而來澳新美就加強21世紀同盟關係發表聯合聲明；陳水扁出席在布里斯班舉行的首次亞太國家市長峯會等。中國決定停止與澳的部長級和高層領導人來往。

不過，事態很快發生轉機。1996年11月，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邊會上，霍華德同中國國家領導人舉行會晤。霍華德當面保證，澳美同盟有其歷史淵源，是為了加強澳大利亞自身安全而建立的，並非針對中國。霍華德強調，他將親自致力於建設緊密的雙邊關係，並稱其政府支持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重申，他的政府支持一箇中國政策，並明確表示，中國參與地區事務將有利於維護穩定。

此後，霍華德於1997年3月訪華，成為他11年任期內數次訪華的第一回。中國領導人進行了回訪。胡錦濤主席2003年的訪問尤其具有標誌性意義，因為就在同一周，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也訪問了澳大利亞，兩位國家元首均在堪培拉聯邦議會里對兩院聯席會議發表講話。這是霍華德精心安排的結果，他決心向世人證實，澳大利亞政府不必選邊站隊，能夠做到與北京和華盛頓都保持良好關係。

2005年4月，霍華德提議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談判。這一舉措對雙邊貿易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雙邊貿易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經濟騰飛。雙向貿易增加6倍，即從1996年的不到80億澳元增加到2007年的500億澳元。

四、逐漸疏遠（2007年至今）

然而，經濟關係看似緊密，政治關係實際上已經開始出現裂痕，這一發展有點出人意料，畢竟在2007年12月，澳大利亞出現了一位會説中文的總理。

陸克文開始總理生涯後，一系列事件的發生，為澳中關係帶來波折。其中包括限制中國國有企業在澳投資；澳大利亞決定為熱比婭發放入境簽證等。北京方面為此停止與堪培拉的高層交往。不過，即使在澳中關係最緊張的時候，雙方也儘量不讓政治恩怨阻礙貿易和商業活動。2009年8月，隨着熱比婭事件造成的緊張氣氛，兩國政治關係降到陸克文執政以來最低點，但兩國還是敲定了迄今最大一筆交易，那就是中石油與埃克森美孚公司簽訂的50億澳元大單，即從澳大利亞西北沿海的高更向快速發展的中國城市提供液化天然氣。

到2010年，也就是陸克文總理任期最後一年，中國已經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澳大利亞也成為這種增長的受益者。中國於2007年，也就是霍華德總理任期最後一年，成為澳大利亞最大貿易伙伴，並一直保持這一地位。2009年，中國還超過日本，成為澳大利亞最大出口市場。

繼陸克文之後，來自兩個派別的繼任者——工黨的吉拉德和自由黨領導人阿博特，都曾試圖重新提振與中國的政治關係，但均收效甚微。

在日益擔憂中國影響力的背景下，2015年9月，特恩布爾接替阿博特，擔任總理。特恩布爾上任一個月後，接待美國海軍陸戰隊的達爾文港被租借給中資企業嵐橋集團。此事引起美國奧巴馬政府及澳大利亞民眾的擔心。與此同時，澳大利亞媒體經常炒作中國影響帶給澳大利亞更徹底的衝擊。特恩布爾政府對此的回應是制定反外國干涉的新法律。該法案於2017年底提出，於2018年6月獲得議會通過。《反外國干涉法》標誌着澳中關係來到轉折點。自從1972年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以來，中國一直被澳大利亞認為是一個可以爭取的國家，而隨着《反外國干涉法》的通過，中國成了一個需要提防的國家。

在外交層面，此舉是一個敗筆。北京方面再次停止與澳大利亞政府的所有高級別交流。這種局面令許多與中國市場有利益關係的澳大利亞人焦慮不安。2018年8月，特恩布爾在新南威爾士大學發表了一個語氣緩和的講話。然而，他還沒來得及採取什麼行動，就在自由黨領導人之爭中被扳倒，將總理位子讓給了莫里森。

莫里森政府時期，澳大利亞成立大學外國干涉問題工作小組等一系列事件將雙方的距離越拉越大，兩國關係持續惡化。

堪培拉為何執意與中國作對？其中兩個原因尤其值得關注。首先，儘管澳大利亞多項對華出口受限，但在整個貿易活動中，堪培拉仍握有一張王牌。澳大利亞出口產品中數量最大、收益最好的是鐵礦石，也是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必不可少的原材料，至少目前如此。加之國際鐵礦石價格居高不下，截至2021年上半年，澳大利亞對華出口總額繼續保持增長。其次，莫里森及政府主要部長已經從當年特朗普政府對盟友飄忽不定的承諾中定下神，認為拜登政府一定會支持盟友，因為他們要共同對抗中國。澳大利亞簽訂“奧庫斯”協議就是將自己更牢地綁在美國的戰車上。此舉也標誌着澳大利亞告別霍華德時代。當年澳大利亞成功頂住壓力，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

在當今世界的國際關係中，很難再找出像澳大利亞與中國這樣一對截然不同，卻又難捨難分的國家。作為實力較弱的一方，澳大利亞在雙邊關係中扮演着更積極的角色，時常展現出“賴瑞青”的特質。（注：“賴瑞青”來自澳大利亞英文詞larrikin，最初指流氓無賴，後來演化成澳大利亞人自嘲的暱稱。“賴瑞青”往往頑皮潑辣，像小痞子和無賴那樣喜歡惡作劇，性格叛逆，愛吵吵嚷嚷。熱心腸的“賴瑞青”時常愛管閒事，但好心未必能辦成好事。）作為實力強大的一方，中國在關係發展順利時會對澳的言行舉止保持耐心和從容淡定；但被招惹時，中國也會深感錯愕，大為惱火。

作為一個崛起的巨人，中國着眼於更遠大的發展目標，將澳大利亞的作為解釋為對美國戰略利益的跟隨，從而經常會為“賴瑞青”的膽大妄為而愕然。它沒有意識到，堪培拉的這些行為可能是出於對巨人快速起身意願產生的焦慮。

無論如何，澳中關係到現在已經有了長足發展。從1972年正式交往，到霍克時期的情投意合，兩國關係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在霍華德時期以及之後的歲月，兩國又一起實實在在地做了不少事情。然而，隨着中國的快速發展，彼此開始出現芥蒂，兩國漸行漸遠。

這種隔閡是否會發展到雙邊關係徹底破裂，還是會從目前的恩恩怨怨中發現新的生機？這是對兩國領導人智慧的考驗。如果歷史可以借鑑，那麼澳大利亞可以學習惠特拉姆的勇氣和遠見。（作者王毅現執教於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本文基於作者發表在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2022年鑑的英文原稿翻譯摘編而成。譯者戴寧，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副教授、澳大利亞研究中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