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美國霸權陷“使命偏離”怪圈

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聯合創始人邁克爾·克雷彭最近撰文警告，“美國在烏克蘭面臨‘使命偏離’危險”。“使命偏離”，指的是對外軍事行動的範圍無意中呈現逐步擴大的趨勢。克雷彭認為，對烏克蘭“使命偏離”不利於美國長遠利益。當然，克雷彭是站在給美國出謀劃策立場上作出的這番評述，但客觀而言，他確實指出了一種現象，那就是，很多時候美國最初搞對外干涉或者介入、在他國煽風點火的時候，“願望”或目標都是經過精準算計的，也為之設置了理性邊界，似乎可以在這個邊界範圍內開展活動。但隨着時間推移，事情到後來就走樣了。

當年在越南就是這樣。一開始是派軍事顧問，然後搞特種戰爭，再搞局部戰爭，繼而掉入“越戰泥潭”，最後被迫灰溜溜地撤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也是類似。如今在烏克蘭局勢中，美國似乎也正在面臨“使命偏離”的危險。

相比出現什麼樣的“使命偏離”，更值得追問的一個問題是，美國曆史上為什麼反覆出現“使命偏離”現象？這並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某種內生的必然性。

第一，美國追求的全球目標一直是霸權。通常來説，美國為自己設定了一個無所不包的標準，這種標準通常意味着“沒有邊界，沒有底線”，只有一個模糊的目標，走着走着不對頭了回過頭看，就自然只能説是“使命偏離”了。從更具體的實踐看，基於霸權需求，它都傾向於扶持當地一個對自己死心塌地的“工具”。歷史經驗無數次證明，這類人或勢力在當地很多時候屬於能力有限或者缺乏民意基礎。由他們當“代理人”來執行美國“使命”，發生“偏離”就變得不可避免。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第二，美國國內以兩黨政治為特徵的政治結構，外交為了服務內政不得不越來越明顯地脱離外交的基本規律，都導致“使命偏離”的風險顯著上升。理論上説，美國曾有“兩黨止於兩洋”的説法，即兩黨政治鬥爭僅限於國內，對外不把它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那樣的話不管哪個黨執政，對外政策方面可以保持大體一致。但從冷戰後期尤其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外交越來越成為國內政治鬥爭的工具，再難以擁有一個長期的美國對外目標。最終的結果，就是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已經沒有辦法保持對外戰略的持續穩定。這樣一來，也很容易出現“使命偏離”。

第三，美國涉及軍事幹涉、軍事援助等的對外戰略，背後有一個很強的驅動力量，就是軍工集團利益。希望對外更多地賣軍火、賣武器裝備，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會聚焦於武力的使用，聚焦於沒有矛盾也要製造矛盾以便形成“需求”。基於利益驅動，不是考慮解決實際問題而是想方設法賣貴的、利潤高的，有這麼多大概率導致“使命偏離”的因素存在，那麼“使命偏離”也就成為必然出現的事。

英文裏有一個詞叫“self-defeating”（自我挫敗），“使命偏離”某種程度上正是美國霸權走向自我挫敗的一個具體表現。儘管有美國學者認識到這個問題，但“知易行難”，“使命偏離”永遠伴隨着中國俗語所説的“撞了南牆也不回頭”，將在大國興衰歷史上寫下獨特的一筆。（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