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竹：“唱衰中國”暴露日媒認知失調

日本媒體在涉及中國的話題上“報憂不報喜”，多年來已經形成一種程式化的“政治正確”。從十幾年前的“經濟失速論”“產能過剩論”到近期的“債務危機論”“人口衰減論”，各種版本的“中國崩潰論”經由日媒炒作，形成了一層厚重的“灰色濾鏡”，使日本公眾難以瞭解到真實的中國。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後持續發展，至2021年已達到日本的3.4倍；在華日企對中國經濟亦是信心十足：今年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調查報告顯示，72.2%的受訪在華日企2021年度實現盈利，40%以上在華日企計劃未來擴展業務，日企在華經營的收益率達到14.9%，遠高於在美國的6.1%。

這一明顯的“認知失調”，折射出日媒在進行涉華報道時往往並未堅守自身標榜的“中立”，反而會被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影響，裹挾涉華輿論向非客觀的方向嚴重偏移。一是日益封閉僵化的世界觀。日本社會認可的“正統秩序”是一幅等級森嚴、次序分明的靜態圖景，社會成員各司其職、安分守己，下層成員的上升通道極為狹窄，且必須以上層成員的承認為前提，其典型代表是日企文化中的“年功序列制”。日媒將這一視角代入到對國際形勢的觀察當中，高度重視“次序”與“身份”，嚴格區分國家間的優劣高低。在日本精英羣體的認知中，西方發達國家天然優越於發展中國家，而日本屬於“西方一員”，自然優越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亞洲國家。因而面對中國經濟實現“後來居上”這一事實，日媒在心理上難以接受，非但不能本着實事求是、開放包容的精神來看待，還要將中國的正常發展污名化為“挑戰秩序”，通過不斷對中國進行抹黑貶低來自我安慰，甚至期待假借美西方之手，將中國“推回”日本之下，實現“秩序維護”。

二是狹隘頑固的意識形態優越感。日本在歷史上長期處於中華文化圈的邊緣，但其近代以來的“自我意識”，卻脱胎於對“中國傳統”的批判與否定。換言之，日本相較於中國的“優越感”是其國家自我身份認知的重要部分。二戰前，這種優越感來自於“脱亞入歐”；二戰之後，這種優越感則來自於受到美西方認可的政治體制與意識形態。冷戰的終結使日本對西方意識形態的信仰得以進一步“充值”。在“立場先行”的有色眼鏡之下，日媒難以看到中國政府調節經濟的巨大努力、強大能力與卓越成效，卻習慣性認定中國“終將步蘇聯東歐國家後塵”。加之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滅後，歷屆“民主政府”重振日本經濟的舉措均收效不彰，日本經濟長期陷於停滯，社會貧富分化日益嚴重，代表精英階層的日媒難以向民眾解釋，為何擁有“更優政體”的日本在經濟表現上卻遠遜於中國，只能自欺欺人地反覆渲染“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來進行羣體麻痹。

三是“倚美自重”的投機心理。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政壇顯著“向右轉”，使日本“重新偉大”的國家主義議程大行其道，其對內煽動民粹主義、排外主義浪潮，對外則期待搭乘國際局勢變革的“便車”提升自身國際地位。日本深信，曾在二戰中擊敗日本、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美國，最終也將會贏得中美競爭。因此日本對於美國發起的遏華輿論戰格外積極，熱衷於各種“新冷戰話語”，期待能夠通過充當美西方的排頭兵、馬前卒，借打壓中國換取西方社會的認可，從而洗白“二戰戰敗國”身份，“上位”成為“亞洲領袖”“世界一流國家”。日本政壇的右傾化也深刻影響了媒體界，以往一些能夠為中國“説公道話”的聲音，或是受困於反華觀點不斷回聲強化的“信息繭房”，或是懼於“媚華”標籤，“自我審查”以迎合氣氛，湮沒於非理性的聲浪之下。

作為“搬不走的鄰居”，中日關係迎來了邦交正常化的第五十年。實踐證明，中國的發展不會因日本媒體的“唱衰”而逆轉；發展中國家普遍崛起的歷史潮流，更不會因少數國家、少數羣體的“心態失衡”而有所後退。只有從平等視角出發，以事實為基礎理性看待彼此，相互尊重、求同存異，中日關係才能克服阻礙，真正走向成熟。（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