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知名學者斯蒂芬•羅奇：管理中美關係，需要一種新的方式

滯脹正在美國捲土重來。滯脹是經濟增長放緩和高通脹共同作用的結果，經濟增長率需要放緩到遠低於趨勢水平，所以這也與失業率上升有關。如果美國能夠擺脱滯脹，那將是幸運的，但更有可能的結果是經濟衰退，這比滯脹更糟糕，因為它意味着控制通貨膨脹的代價是經濟活動的收縮和失業率的急劇上升。

鑑於美國持續的高通脹，以及美聯儲在貨幣政策上可能犯了一個重大錯誤，華盛頓至少在收緊利率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持續的通脹期間，美國經濟將急劇放緩。這將使美國處於滯脹陣營，實際情況還可能更糟。

如果美聯儲在今年剩下的四次政策會議中，每次都以果斷堅決的方式將基準利率提高0.5個百分點，那麼到今年年底，基準利率將上升到4%左右。但不幸的是，它仍會低於我認為的對今年年底通脹率的合理預期。這正是問題的實質所在。美聯儲需要讓名義利率高於同比通脹率。從本質上講，這就是美聯儲陷入兩難境地的根源：它堅持零利率政策太久，從而使得通貨膨脹有機會持續飆升。因此，要讓政策發揮抑制過剩需求的作用，並開始真正對通脹產生更實質的影響，美聯儲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不管怎麼説，美國的通脹率都不會回到疫情前的2%，後者是美聯儲的長期目標。通脹很可能將是普遍而持久的，而不是美聯儲主席最初所説的短暫和過渡性的。在我們現在所處的美國和全球環境中，不存在設定平均通脹目標的空間，所有供應鏈和去全球化的壓力都在向許多關鍵因素施壓，長期以來正是這些因素讓通脹保持在如此低的水平上。

紙面上，美聯儲是一個獨立的政策機構，需要做出符合其實現充分就業和價格穩定雙重目標的最佳選擇。雖然過去也有過這樣的時候，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初我在美聯儲工作時，當時的美聯儲主席伯恩斯顯然允許政治干擾他的決策，但大多數時候，美聯儲都保持一定的獨立和強硬。當然，最好的例子是沃爾克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應對通脹的做法。鮑威爾似乎非常清楚沃爾克的教訓，我們只能希望鮑威爾能以獨立和有紀律的方式來實現。進入大選季後，如果美聯儲放鬆銀根，美聯儲的信譽就會消失。這將使美國的貨幣政策變得非常無效，並對美聯儲的信譽造成數年甚至數十年的損害。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而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兩者都面臨着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在許多情況下各有不同的原因，但沒有其他主要的經濟增長來源可以填補世界上這兩大經濟體疲軟留下的空白。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前調低了對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將6個月前的預測下調1.3個百分點，至3.6%。這是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全球增長預測以來第三大的6個月修訂，而且很可能接下來會有更多下調。對於依賴出口的發展中經濟體來説，這將很成問題。

中美兩個國家都需要認識到，彼此的經濟關係正處於嚴重的困境之中。在短短5年時間裏，中美已經進入貿易戰、科技戰，而且對抗性的言論不斷升級，很容易讓人想起新的冷戰，亞洲包括南海、台海的地緣政治局勢也高度緊張。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方式來管理中美關係，讓它為全球經濟做出積極貢獻。

對我來説，拜登上任後的最大驚喜之一是，他立即放棄了特朗普政府諸如“禁穆令”、建美墨邊境牆等許多最具爭議的政策，美國也重新加入巴黎協定和世界衞生組織。但拜登堅持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政策，這是一個大錯。中美正在就撤銷特朗普時期美國對華加徵的一些關税進行討論。我們需要做的遠不止這些。關税戰是一個失敗的交易。所謂第一階段協議應該被取消，所有關税，無論是美國方面還是中國方面的，都應該回到貿易戰前的水平。

這將在改善兩國關係方面發揮很大作用。由於兩個經濟體存在結構性差異，中美之間仍然有許多爭議性問題需要解決。但關税和制裁不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有一個更好的框架，那就是我們需要一個與現在完全不同的方法，以促進美中經濟和全球經濟的方式進行合作。

目前，拜登政府中以財長耶倫為主的一些人認為，拜登應該採取任何可能有助於緩解高通脹的行動，關税是其中一部分。另一羣由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為主的人則認為，關税是象徵美國對中國仍具有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方面。這兩種觀點正在進行博弈。我的看法是，考慮到消費品可以影響急劇上升的通脹率，對一個在民調中因高通脹飽受批評的總統來説，取消消費品關税，確實具有政治吸引力。

不幸的是，只有一小部分關税是直接針對消費品的。一種估計是，它將影響到消費者價格指數所涵蓋的不到5%的項目，因此，就算取消消費品關税，對美國高通脹的緩解作用也微乎其微。

關税的真正問題不是對消費者造成壓力的具體關税，而是對消費品、工業材料、日用品、資本設備徵收的廣泛的關税組合，以及對被指控有不公平貿易行為的中國公司的制裁。解決這些問題有比目前打關税戰好得多的辦法，但拜登政府迄今不願採取更有意義的措施。

至於是否取消對華關税，最終將是拜登的一個政治決定。鑑於美國國內強烈的對華負面情緒，拜登正面臨着嚴峻的政治壓力。總統是否願意站出來做這個決定，我們拭目以待。（作者是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亞洲區前主席，本文根據採訪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