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前總理陸克文在《環球時報》撰文：管控戰略競爭，維護中美關係和平穩定

在不久前舉行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個時代之問：“世界向何處去？和平還是戰爭？發展還是衰退？開放還是封閉？合作還是對抗？”這確實是一個與當下息息相關的問題，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危險的十年。危機、對抗和戰爭的可能性不再是不可想象。“和平”現在與面臨俄烏衝突的歐洲安全、美中關係的未來，以及更廣泛的國際社會的未來深刻相關。因此，對當今不斷擴大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可能引發潛在衝突所帶來的危險，亟需仔細思考和冷靜評估。

“絕緣層”已經被剝掉

這些風險中波及面最大的，是中美之間對抗、衝突甚至戰爭的可能性。在5年前，這種設想還被認為是荒謬的，因為當時華盛頓和北京在地區和全球範圍內的戰略、外交和經濟接觸既有深度也有廣度。但眼下，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衝突不再是遙不可及。

圍繞中美兩國關係的政治和外交“絕緣層”已被剝掉。現在的情形，打個比喻，有點像走進一個車間，到處都是裸露的電線和電纜，地板上有水，不時還冒火花。這兩個世界上軍事和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之間的衝突，即使爆發的規模有限，也會很快升級，對雙方乃至整個世界都將是災難性的。然而，危機、衝突和戰爭並非不可避免。事實上，這就是為什麼我把自己的新書命名為，《可避免的戰爭》。我認為，中美雙方都不希望發生衝突。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最近在亞洲協會的演講中説，“我們兩個偉大的國家沒有理由不能和平共處，共同分享和促進人類進步。”然而，在未來的十年裏，意外危機、衝突升級和戰爭等真實風險仍然存在，而且還在不斷增加。何以至此？從根本上説，因為中美兩國陷入到一場爭奪地區乃至全球主導權的新戰略競爭中。中國希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美國則希望維持世界第一強國的稱號，以及在二戰後主導建立的世界秩序的中心地位。

歷史告訴我們，國家之間的競爭本質上是自然的過程。一些時候，競爭以暴力告終。另一些時候，競爭是和平進行的。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框架內，辯證法中不存在必須用暴力手段解決對立鬥爭的決定論。甚至毛澤東的《矛盾論》也包含了兩種鬥爭形式——暴力和非暴力。事實上，在更廣泛的綜合國力分析框架內，鑑於國際力量平衡不斷變化的性質，競爭採取何種實際形式，仍然是一種有意識的政治選擇。這在西方國際關係和戰略理論中也是如此。即使是摩根索、沃爾茲和米爾斯海默的深刻現實主義世界觀，包括他們對所有國家安全困境的關注，與力量平衡相關的戰略選擇，以及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的特殊關係邏輯，也不認為戰爭不可避免。

在我看來，當前面臨的核心戰略問題是中美正身處“無管控的戰略競爭”之中——沒有規則，沒有防護欄，但有非常多的推搡。換句話説，中美之間充滿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其中一方通過自己的努力，尋求比以前對自己更有利的新平衡局面。

就像沒有規則限制或相互尊重的體育競賽一樣，這種大國競爭如果不希望存在蜕變為衝突的風險，除非互相商定的限制得到確立、認同和遵守。現實情況是，僅僅為了暫時對付過去，希望奇蹟般地避免事件和衝突升級，完全不足以管控對抗、衝突乃至與戰爭相關的風險。因此，為了避免像歷史中多次發生的一些國家稀裏糊塗地陷入戰爭，美國和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共同的戰略框架，以幫助維持和平，或者至少降低擦槍走火的風險。這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而且美中需要儘快這樣做。

中美戰略競爭需要管控

回到我之前的比喻：現在的車間裏每天都冒着大量的火花。在《可避免的戰爭》中，我提出這樣一個聯合戰略框架，即“有管控的戰略競爭”。這個想法相對簡單直白，但落實起來並不容易。

首先，中美必須對彼此核心的戰略紅線有清楚細緻的理解，以防止因誤判引發衝突。雙方都必須意識到，提高戰略可預測性對兩國都有利、戰略欺騙是徒勞的、以及戰略突襲是極度危險的。這需要兩國就各自的核心利益在關鍵領域達成清晰、詳細和高級別的外交理解，例如台灣、南海、東海、朝鮮半島以及網絡和太空等議題。這也將包括在雙邊關係中建立“護欄”，以減少越線、溝通不暢和誤解的風險。正如布林肯國務卿提到的，“世界面臨一個充滿變數的時刻。在這樣的時候，外交是至關重要的。”

這個過程並不容易，需要艱難、直接的對話和堅定的決心，但這是必要的。這裏的核心問題是，兩國之間的“推搡”能否最大程度地幫助實現戰略穩定，如果雙方都在試探，在不引發大規模反制的情況下對方的底線是什麼。這便是“不管控的戰略競爭”——我認為，這種競爭模式太危險了。或許有更好的選擇，即雙方在內部明確紅線，用外交手段來溝通，讓每一方都知道，如果僭越這些紅線，將會有何後果。此模式並不以任何級別的戰略信任為前提，儘管如果安全行為保持一致，信任可能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重建。這就是“有管控的戰略競爭”。我認為，總的來説，它比建立於“週而復始的不可控實驗能最好地實現平衡局面”這一假設之上的“不管控的戰略競爭”更穩定。

第二，中美兩國可以在整個關係的其餘大部分領域開展“非致命性的”戰略競爭，將戰略對抗轉化為比賽競爭，以增強各自經濟和技術實力，擴大外交政策外沿，甚至增強軍事能力。這也會涉及關於國際體系未來的觀念和意識形態競爭。但至關重要的是，這將是“有管控的競爭”，因為它在本質上是非致命的。如果適當加以限制，這種競爭也可以減少武裝衝突的風險，而不是引誘任何一方不計後果地發動一場結果不可預測的危險戰爭。這種戰略競爭還將使雙方能夠最大限度提高他們對世界其他地區在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上的吸引力。雙方都會理解並且接受：最具競爭力的國家制度將通過成為或者保持世界上最重要的超級大國的地位，並以自身形象作為榜樣的力量塑造世界秩序的方式勝出。正如我之前所主張的:願最好的制度獲勝——無論是在各自加強綜合國力的競賽中，還是在更廣泛的國際輿論舞台上，所有國家在國際秩序下考慮自己的未來時都離不開美國或中國的影響。

第三，這種“有管控的戰略競爭”框架，還可以為中美兩國創造必要的政治和外交空間，使得雙方能夠繼續在利益交匯的領域開展戰略合作，包括應對緊迫的全球性挑戰。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抑或全世界都承擔不起將這些領域的合作擱置一旁的後果。雙方都明白這一點。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言，現在到了堅持同舟共濟、團結合作的關鍵時刻。

展開這種合作的領域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氣候變化，兩國都認為這是一個緊迫的、無法獨自解決的挑戰。這就是為什麼中美過去能夠就這個問題進行建設性合作，採取有意義的行動，包括去年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第26次締約方會議上發表開創性的《格拉斯哥聯合宣言》。這值得欽佩。儘管中美存在分歧，這種對話與合作依然可以且應該繼續下去。布林肯國務卿曾説，“為了造福於我們的人民和世界，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分歧阻止我們在需要共同努力的優先事項上向前推進。”其他有潛力的合作領域也有很多，包括全球公共衞生和防止下一次大流行病、全球糧食安全、軍控以及核不擴散——例如朝鮮半島的戰略穩定非常符合中美核心利益。

也許在短期內最緊迫的是，我們似乎正進入一個嚴重的全球經濟和金融承壓期，特別是對最脆弱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具有相互傳導潛勢的金融、經濟、供應鏈和人道主義風險正在成倍增加。習近平主席最近表示，“我們要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防止全球復甦進程放緩甚至中斷。”即使只是為了各自的經濟利益，中美也應該在這個領域不斷拓展，攜手支持世界經濟。畢竟，我們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曾共同努力做到過。重要的是，除非中美關係能被“有管控的戰略競爭”的前兩個要素——戰略護欄和道路規則——穩定下來，否則雙方在這些領域的真正合作很難走得更遠。這兩個因素讓戰略對抗轉變為自然、非致命性的競爭。如果不採取這些措施，合作的空間可能會繼續縮小。

讓雙方都實現繁榮才是成功

最後，要使中美關係的分類管控有成功的前景，就需要雙方內閣級高官進行細緻的協調，以及謹慎和持續的管控。此外，無論出現什麼其他國內政治或國際動盪，這個框架都需要用沉穩的“雙手”來維護。但由於當前風險如此之高，我承認這種框架將面臨華盛頓和北京部分人的質疑，認為其對雙方的國家利益不夠敏感。雙方的一些人很可能會有相同的抱怨：認為此框架並沒有從本質上扭轉游戲規則，以便於擊敗對方，而自己有機會能夠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確，他們説得沒錯。事實上，這才是重點！任何管控中美關係的戰略框架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須要雙方自願，知道它不僅能讓雙方生存下去，還能讓雙方都實現繁榮。只有這樣，雙方的競爭精神才能保持在非致命的範圍內。

中美雙方都必須有公平的競爭機會，來證明他們的體系更具競爭力——至少對本國民眾以及全球來説是這樣。我要重申：願最好的制度獲勝！

我知道華盛頓的一些人可能會抱怨這是“綏靖政策”。這種想法是錯誤的：這一框架是建立在務實、現實的威懾基礎上，雙方心知肚明。與此同時，在北京的一些朋友會説，這個框架並沒有解釋華盛頓利用影響力建立盟友和小圈子的原因。的確，這是美國的一個優勢。但這並不妨礙中國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贏得世界各地的朋友，特別是如果中國能夠繼續發展壯大，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商業夥伴、有雅量的朋友和可靠的戰略伙伴。北京和俄羅斯已經在2月4日發表的《中俄聯合聲明》中體現了這一點。

最終，我對“有管控的戰略競爭”的批評者只有一個簡單的要求：想出更好的辦法。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什麼時間可以浪費了。

我在中國和美國都曾學習、工作和生活過很長時間，在兩國都有很多的朋友，對兩國都懷有深深的敬意。如果兩國之間爆發戰爭，不僅是災難性的，更是一場人類的悲劇。目睹烏克蘭的廢墟，我不禁想起小時候與參加過二戰的父親及參加過一戰的祖輩一起參加家鄉澳新軍團日紀念遊行中的情景——那是為了紀念在兩次毀滅性的世界戰爭中犧牲的所有人。世界曾經夢遊般地走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場慘絕人寰、毫無必要的屠殺，那場戰爭奪走了1500多萬人的生命。我們現在雙目圓睜，如果依舊夢遊般地走入另一場全球性的災難，我們都將難辭其咎。

我們要更加努力，爭取世界的和平。（作者陸克文是亞洲協會全球主席兼CEO、澳大利亞第 26 任總理，本文以作者在清華大學第十屆世界和平論壇上的演講為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