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志剛：夾縫中的韓國東亞外交能走多遠

據韓媒報道，韓國外交部長官樸振日前向總統尹錫悦彙報外交工作，着重介紹了發展與中美日等國雙邊關係的進展和計劃。尹錫悦稱，韓國需要基於普世價值和規則開展外交，並引領國際社會加強團結與合作。尹錫悦政府就任以來，韓國外交瞄準“全球樞紐國家”定位，不斷展開跨區域互動以及雙多邊聯動等動作，試圖展現韓國新政府的積極外交姿態，提升韓國自主外交地位。但從韓國外長樸振訪美和訪日等一系列穿梭外交的成效看，韓國在處理半島無核化、改善對日關係、維持中韓關係良性發展等主要外交議題上，面臨明顯的説易行難境遇，甚至可以説卡在了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間。韓國這樣的東亞外交操作能走多遠，不免讓人擔憂。

從保持外交自主和服務國家利益的角度看，韓國新政府追求“全球樞紐國家”外交定位無可非議。韓國依託雙邊外交鞏固“強國地位”，通過多邊外交構建和拓展區域影響力，以“全球樞紐國家”彰顯“韓式價值觀外交”理念等，也反映出韓國晉級發達經濟體後更多展現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的一種迫切心態。但在本應處理得更好、堪稱韓國東亞外交基石的近鄰外交或周邊外交方面，韓國新政府上任以來卻表現得日益保守甚至沒能顧及其他域內國家的一些關切；在本該維護得更好的中韓關係上，也暴露出模糊搪塞的表態與實際行動上的乖離；在本是同根生的半島問題上更明顯地追隨美日，變得性急和強硬。

理想化地試圖將“價值觀外交”理念在東亞外交中付諸實踐，但現實中卻面臨着複雜的東亞地緣博弈甚至域外勢力操弄，這樣的處境凸顯了韓國當前東亞外交的無力感和遲鈍感。尹錫悦政府近來支持率不斷走低，雖然主要因為其在內政方面的作為沒有達到民眾期待，但也不能説與總統本人和新政府在各種雙邊和多邊場合的表現無關。

首先，韓國追隨美歐日的“價值觀外交”既不適用也不利於今天的東亞穩定與合作。東亞區域是文明、文化和價值觀都多姿多彩的地區，也是發展階段和社會制度多元化的所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生效實施以及域內多數國家拒絕選邊站隊的外交做法都是上述理念的體現。但韓國總統出現在馬德里北約峯會上並大談特談所謂“價值觀外交”，樸振外長在外交實踐中也試圖遵循雙多邊“價值觀外交”，這些都不由得讓人懷疑：韓國鞏固美韓戰略同盟、充當北約“核心夥伴”、追隨美歐日填平在東亞的“價值觀窪地”，未來究竟想向東亞引入什麼？難道要在“價值觀外交”基礎上展開遠交近攻？首爾真要充當北約亞洲化的一個前沿“哨兵”？

其次，韓國將解決半島問題作為改善對日關係並摸索加強韓美日聯合的一個主要由頭和目標，但這從出發點上就存在隱患。與文在寅政府主張通過對朝接觸和談判解決半島核問題的思路不同，尹錫悦總統對半島問題的“大膽計劃”也好，樸振外長推動韓美日聯合應對機制也罷，都凸顯了韓國新政府在朝核問題解決機制上的某種失落感乃至可能的劍走偏鋒。其實對韓國來説，破解半島問題僵局最需“解鈴還須繫鈴人”的思維，最需營造“域內問題域內解決”的氛圍。六方會談機制建立以來的朝核問題走勢證明，中韓朝都是半島問題不可或缺的利益攸關方，中國在推進和平解決機制和塑造斡旋影響力上的獨特作用只會越來越大，中韓需要咬定無核化目標相向而行，而不是指望藉助域外勢力介入去解決。

再者，在處理對華關係上的“言不由衷”可能損害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今年正值中韓建交30週年，而立之年的兩國關係不僅坐擁超過3600億美元的雙邊年貿易額、近1000億美元的雙向累計投資，還有多年積澱的政治、外交互信以及總體上的民意支持。但韓國新政府一方面在行動上倒向美歐日的“價值觀外交”，加入“印太經濟框架”，正準備就加入“芯片四方聯盟”做出決定，同時不斷加大對半島北方敵對的強硬思維；另一方面卻又不斷遣詞造句，試圖在言語上撇清與“損害中國利益以及社會情感”的干係，這種戴着面具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無助於中韓關係的長期穩定，容易引致類似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那樣頗具破壞性的教訓重演。行穩致遠的中韓關係需要知行合一，需要實實在在的互惠行動加以驗證，韓國政壇保守派口中那種“結局大不了就是政冷經熱”的所謂底線思維，既要不得，也很危險。

韓國固然可以通過多個路徑實現“全球樞紐國家”定位，但最好的選擇仍是處好“搬不走的鄰居”，最佳的捷徑還是秉承“遠親不如近鄰”理念，深化與東亞國家的外交互信和經貿互利。以東亞外交作為“試驗田”，韓國面向全球的外交才有基礎；以東亞外交作為“風向標”，韓國打造“樞紐外交”才有支撐。（作者是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