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東：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成巨大諷刺

當前美國國內對華政策氛圍顯然處於極不健康的狀態，以至於仍然健在的最老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基辛格近日直截了當地向拜登政府建言，不應將對華長期對抗當作政策核心。確實，美國國內研究中國的智庫、機構不斷增加，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大量湧現，但他們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目前卻消極居多。理性建議被擱置，荒謬主張被吸納，幾乎成為當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影響對華政策的突出特徵。對此現象該怎麼看？

首先，美國政府系統內的智庫及專家受制於美國已經確立的對華競爭對抗原則，很難提出挑戰當前對華強硬政策主基調的主張。近年來，美國國防部、國務院、國安委、中情局、能源部等眾多政府部門紛紛成立“中國工作組”等專門針對中國的機構，但這些機構的核心功能並不是促使對華政策更具靈活性和建設性，相反卻是按照競爭對抗的總體原則工作，這些原則體現在美國前政府已公開和現政府已確定但尚未公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換言之，這些機構的核心使命不是提出新思想，而是提供建議以完善對華強硬的各種論述以及充實對抗的相關手段。

這樣的“工作組”內當然也有對華理解較為深刻的專家，但就功能而言，這些機構和專家皆屬執行部門或特定工具，政府內部類似機構越多、充斥其中的“中國問題專家”越多，美國對華政策反而可能越趨極端。拜登政府對華核心政策總體上繼承了前任，這意味着在美國“全政府型”對華競爭對抗政策下，政府內的“中國工作組”或專家更是難以平衡客觀看待中國的意圖及對外行為。這樣的機構或專家越多，美國對華“全議題式”衝突政策不僅難以緩解，反可能會步步升級。

其次，美國社會層面有着世界上數量最為龐大的智庫羣體，其中的涉華部門有着較多對中國認識比較深入且政策建議較為平衡理性的專家學者。但就政策影響力而言，那些迎合對華競爭對抗口味、立場激進且意識形態偏見濃厚的智庫或專家現在顯然更加突出一些。當前美國國內的涉華輿論和政治氛圍，已使那些傾向於務實靈活處理對華事務的智庫或專家邊緣化，仗義執言者更是少之又少，其影響力也不足以引起相關政策討論甚或輿論逆轉。

這種背景下，美國涉華議題的討論已失去起碼的底線，政治及政策討論領域，一些鉚足了勁扭曲中國意圖、詆譭中國政治和對外行為的“中國專家”大行其道。在拜登政府各個部門爭相設立“中國工作組”的背景下，這類“中國問題專家”都快不夠用了。特朗普政府對智庫和專家的輕視甚至蔑視，曾使不少智庫在政策領域處境尷尬，它們在涉華議題上的影響力急劇下降。拜登政府重視吸納智庫專家意見，但卻一時很難改變涉華議題討論的輿論和政府內部“逢中必反”的氛圍，其倚重的智庫或專家大多流於“鸚鵡學舌”，主要工作變成了詮釋前任遺留下來的對華病態政策。這不能不説是這個“專家”羣體在當今美國涉華政策規劃實施中面臨的一個巨大諷刺。這些人很大程度上已經喪失推出理性和創新觀念的能力甚至意願。

第三，當下在美國政策領域較具影響力的涉華問題專家，大多缺乏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瞭解和起碼尊重，而是側重以西方理論或數據模型等來分析看待中國對外行為和觀念，甚至將當前中國行為與歷史文化硬性割裂開來，這導致他們既不能準確理解和預測中國對外行為，也很難有意識地糾正美國決策者對華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短視。

就職業操守和現實表現而言，當下美國相當數量的“中國問題專家”投機性和迎合性過於濃厚，的確無法與費正清、鮑大可、傅高義、蘭普頓等前輩專家相比。上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美國較多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有着對中國歷史文化與政治傳統相當系統的瞭解，其與中國接觸合作的主張歷經美國國內政治動盪始終如一。在美國對華政策調整過程中，他們面向美國社會民眾對中國行為進行分析解讀，這對改善美國國內對華政策辯論的氛圍也起到積極作用。但當前活躍於美國政策圈或智庫的年輕一代“中國問題專家”中，很多人對中國的瞭解欠“深沉”，涉華判斷與解釋也過於“快餐化”，這大概與近20年來美國政治與社會瀰漫着的浮躁和分裂氛圍有關。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美國的跨界“中國問題專家”有所增多，比如米爾斯海默等。米氏堪稱“中國威脅論”的學界鼓手之一，他對國際事務的“美國化”講解近年來越來越多聚焦於中國議題，關於“中國對外政策效仿美國”的“霸權化”解讀在美國及其盟友的學界、媒體與政策圈內傳播廣泛，這也使他成為在國際層面渲染和擴散“中國威脅論”影響尤甚的“非典型”中國問題專家之一。

當前中美關係處於關鍵節點，美國對華政策令人擔憂，這實際上也導致美國國內的中國問題專家羣體地位越來越尷尬。美國國內政治民粹化有增無減的現實，意味着未來數年美國或將很難產生一個真正能對決策發揮建設性影響的理性專家羣體，這不能不説是美國對華政策規劃中的一大悲劇。（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