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強：警惕“大翻譯”給對華研究者念緊箍咒

近日，“大翻譯運動”由於其過於出格的言行，遭到了國外社交平台的封禁警告。所謂的“大翻譯運動”，爆發於俄烏衝突初期，在國內幾起較大的社會輿情事件中相當活躍，是國際互聯網上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一些人利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仇視鄙視心理，將我國社交媒體中的個別言論或社會負面新聞翻譯成外文，通過刻意放大和歪曲其中的極端部分，試圖影響國際輿論對中國的認知。

這從一個側面告訴人們，特別是那些外國的對華研究人員，這種所謂的“大翻譯運動”，實際上會造成一種傳播繭房，任何試圖通過這種方式獲得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信息，最終只能成為束縛自己客觀觀察中國、理性研究中國的緊箍咒。

“大翻譯運動”的傳播模式就是斷章取義，這種人為截取的碎片化信息根本達不到交流的正向效果。“大翻譯運動”的“運動員”們，專門挑選放大自認為的極端言論，並以真實信息為由頭，向外傳遞早已背離真實語境的隻言片語，加之對客體語言缺乏類似母語般的精準理解和把握，錯上加錯，導致言論一經翻譯就是不能再離譜的虛假信息。而互聯網獨特的傳播特點，進一步降低了這些“大翻譯運動員”的發言門檻，使得部分極端言論的傳播受到更廣泛的節點刺激，大大提升了這些錯誤信息的可見性與影響力。不明就裏的海外人士難免誤入其中，如果傾向於採信這些與事實基礎相去甚遠的虛假信息，就會成為開展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最大的障礙，既有可能導致論據失真，也有可能在論點的起始部分就謬之千里。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混亂的社會思潮逐漸在美西方國家居於主導位置，特別是關於多元性取向、女權運動、寵物話題更容易成為“大翻譯運動員”獵取的傳播材料。這種試圖在中國社會獵奇的背後，深刻反映出“大翻譯運動”本質上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是試圖固化“黃禍論”、炒作文明衝突的一種手段。任何海外研究者如果以此為依據，那就相當於戴了一副先入為主的有色眼鏡，怎麼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呢？

另一方面，“大翻譯運動”是西方事實上的“養蠱”舉動，最後只會反噬西方原本引以為傲的科學立場和獨立精神。在西方某些人看來，“大翻譯運動”是一場所謂的草根運動，目的清晰，目標明確，但方式和方法卻充滿隨意和隨機性。它是一種缺乏鑑別能力和制約機制的傳播動作，只要是能夠抹黑中國的，就會成為“大翻譯”的語義材料。正是因為這種特性，也導致了西方國家將對“大翻譯運動”的支持變成了自我傷害的切實行為。

事實上“大翻譯”的反噬作用正在表現得越來越明顯，不但進一步惡化了追求真理的科研氛圍，還在西方新聞輿論氛圍中引發了新一輪麥卡錫主義浪潮。一些海外研究人員擔心自己關於中國的研究成果被“大翻譯運動員”斷章取義，不得不修改課題方向，甚至改變研究領域。新聞從業人員不敢報道關於中國的任何正面選題，害怕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與此同時，海外華人感到自身處境受到影響的報道也頻頻見諸媒體。這些都違背了翻譯工作作為文化交往、文明交流橋樑渠道的本質作用，不能不令人感到遺憾。

從根本上説，“大翻譯運動”是迎合西方新聞理論的錯誤產物，在某種程度上連娛樂的功能都不具備。在西方某些新聞機構看來，涉華報道方面越是出格的言論，越是反常的觀點，越是獵奇的材料，越能成為刺激發行量、擴大收視率和提高點擊量的新聞猛料。我們的官方媒體和正規新聞平台，在對外傳播工作中，都在第一時間儘可能向外界提供客觀準確詳實的新聞報道和深度分析，大部分外國受眾也從中更多地接受到關於中國和中國發展的正確認識。但“大翻譯運動員”們津津樂道的就是“中國人低俗排外仇恨”的話題，這是為了刺激和迎合西方種族主義情緒的興奮點。

有新聞事件就會有不同觀點，有新聞背後的事件細節就會出現關於不同立場的不同輿論表達，這是網絡世界最為平常的現象。而“大翻譯運動”之所以扎眼，並不是他們刻意使用的極化表達方式，這頂多製造一點小小的輿論漣漪，這種做法的背後是試圖對外塑造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的固化印象，把社會生活的極端個別刻意打造成為這個國家的普通日常，這是值得警惕的趨勢。（作者是軍事觀察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