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培松：歐洲當自己的主人才能挽住頹勢

一個發展運行良好的歐洲對世界太重要了。那裏曾產生過一些後來發展成為世界性運動的重要思想，主權國家理念、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等都源自歐洲。在幾個世紀時間裏，世界受到歐洲文明影響，它們的國家制度、經濟體系、科技發明、工業技術都曾是追求現代化的國家學習的榜樣。歐盟為增進一體化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後來推動全球化的參照模本之一。世貿組織的關税減免措施也從歐洲的先行實驗中得到過啓示。

但自進入21世紀以來，歐洲被普遍認為在走下坡路，不僅鮮少產生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新思想，還接連遭遇內部動盪。主權債務危機、英國脱歐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都對歐洲產生巨大沖擊。持續演進的俄烏衝突更顯示出它的脆弱一面，歐洲同時遭遇着冷戰和熱戰，安全環境惡化、能源短缺、物價上漲以及增長停滯等痛苦不期而至。歐盟曾憑藉經濟力量成為地緣政治重要角色，但現在它的經濟影響力在持續減弱。在“經濟東方”和“亞洲世紀”等背景下，歐洲人對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漸趨消極。俄烏衝突以來，無論西方政治人物口中還是分析人士和記者筆下，流露出來的情緒都是歐洲最好的日子已經過去。

雖然人類歷史從不存在一帆風順的發展路徑，總是經歷起伏甚至“斷裂”。但歐洲若能更有智慧地管理和規劃自己的事務，或許不至於此。

首先，歐洲應該清楚，歷史性地將俄羅斯排除在歐洲大團結之外不是一種理性行為。四百多年來，涵蓋還是排除俄羅斯始終是歐洲身份認同的一個關鍵問題。一個東正教的、“威權專制”並且經濟落後的俄羅斯，一直不被傳統歐洲真正接納。但俄羅斯在近代以來大部分時間裏都把自己視作歐洲的一部分。葉卡捷琳娜女皇1767年宣佈俄羅斯是一個歐洲國家。後來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甚至説“歐洲就是我們”。18世紀晚期，在葉卡捷琳堡通往秋明的路途上，沙皇流放者的隊伍戴着鐐銬向西伯利亞行進。走到歐洲和亞洲分界線時，他們有跪在界樁旁抓起歐洲最後一捧土的習俗。

即使冷戰時期，赫魯曉夫也曾提議和歐洲共建“共存的世界”。冷戰結束後，俄羅斯人一度普遍把迴歸歐洲看作未來的出路，但後來他們得到的回應卻是美歐的持續打壓和北約的接連東擴。西方對俄羅斯的輕視甚至某種程度上的屈辱性對待，結果就是觸發俄在政治外交甚至軍事層面的強烈反應。

其次，無法真正實現戰略自主是影響歐洲前途的另一重要問題。直到一戰前，歐洲一直被視作世界秩序的核心區域。19世紀能夠爭奪世界霸權的幾乎都是歐洲大國。二戰嚴重削弱這個地區的政治能力，沒有一個歐陸國家參加過決定戰後歐洲命運的議程——德黑蘭、雅爾塔和波斯坦會議。

冷戰後美國幾乎獨自“控制”這個地區。美國戰略規劃中有一個為人熟知的思維，就是在歐洲方向上，英國和歐洲大陸或者歐洲其他部分和俄羅斯不能過於走近或結盟，這樣才有助於維持美國長期霸權。歐洲曾認為取消成員國各自指揮的軍隊才能保障地區和平，並實際上把歐洲軍隊交給美國指揮。美國通過北約並以美國的方式確保自己在這個秩序中的位置。現在，歐盟增強自身自主權的任何嘗試幾乎都會遭到內部相當程度的反對。

戰略自主意味着無需經過諮詢或求得允許就能作出決定。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表示，“有關這個話題已經説了很多。戰略自主是面對威脅和管理漏洞的能力，它能確保我們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戰略自主意味着歐盟能夠真正從自身立場和利益出發，在經濟、貿易、金融、技術尤其軍事領域獨立決斷。遺憾的是，歐洲戰略自主一直在被討論，但始終沒有結論。

第三，歐洲一直對“跨大西洋價值共同體”寄望過高，至今沒能為美國“首要地位”逐漸削弱的國際環境做好準備。

當前英國一些政客對“盎格魯—撒克遜”小圈子式利益的極端追求，歐洲議會中某些議員秉持的所謂“進步主義”觀念以及其他部分歐洲國家內部正在上升的“價值觀外交”執念，都是高舉美式意識形態旗幟，鼓譟“民主與專制”二元對立，並將自己置於毫無根基的道德制高點上。歐洲現在亟須擺脱這種近乎價值種族主義的窠臼。現實情況是，跟那些曾被它們認為是東方的、落後的甚至不文明的地區相比，歐洲正在走向衰落或至少相對衰落。歐洲已經不能再將自身文明的所謂“優越性”甚至“普世性”看作不言自明的公理，併為此憂懼其他國家向世界證明文明和發展模式的多樣性。

事實表明，“跨大西洋價值共同體”越來越不能成為歐洲發展的依靠。美國最近兩屆政府以不同方式要求與北約更公平地“分擔責任”，在俄烏衝突爆發後仍堅持將資源投放重心放在亞太等均是例證。相對衰落的美國也在逐步喪失作為西方文明“最強柱石”的感召力。如果發現遵從已久的理念和實際情況相悖，不去改變反而試圖以政治手段去強化它，結果只能是在錯誤方向上越走越遠。歐洲無論如何不應繼續陷在迷思中，而應大踏步地追求和實現戰略自主，真正“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作者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