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宇：從減貧實踐看中國治理優勢

我開展了一項鄉村貧困治理的研究，初衷是想用世界能夠接受的方式説明中國政治運行邏輯。眾所周知，中國政治是國際輿論場中的一個熱點話題。中國同西方國家之間一直在進行激烈的話語鬥爭。這可能是因為人們在討論政治的時候，總是喜歡把焦點放在宏觀的國家政治制度及其背後的意識形態上。相比之下，治理是説明中國政治更務實的角度。人們總是希望政治能解決民生問題，這樣溝通起來就比較容易找到共同點。

拿貧困治理來説，脱貧攻堅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最重大的政策之一。在西方最近幾年對中國政治發起的“輿論炮火”中，也很少看到對中國貧困治理的惡意攻擊。只是西方承認中國貧困治理的成就、經濟發展的成就、環境治理的成就、科技創新的成就，但仍然在攻擊中國政治。因此我們在理論上需要搭建起治理與政治之間關係的橋樑，説明全世界共同追求的治理目標是如何在中國政治中得以實現的。

我在研究中發現，中國減貧治理的真正獨特之處在於：把同樣的事做得更好，這就涉及到組織能力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就是政治能力的問題。

西方學者傑弗裏·薩克斯近日接受《環球時報》的專訪，盛讚了中國的減貧成就。薩克斯是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被稱為“休克療法之父”。他的態度證明人們對於貧困治理的認可可以超越不同的意識形態。薩克斯在採訪中説，中國減貧成功的關鍵是在人力資本、基礎設施和商業資本方面的高投資率，這是一種純粹的經濟學觀點。實際上，至少在中國的脱貧攻堅階段，這些經濟因素對遺留在上萬個村莊中最貧困老弱的村民影響甚微。消除最後的、最極端的貧困無法依託於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增長。甚至經濟增長越快，貧富差距越大，資源流出越甚，村莊和貧民的處境愈發惡化。

要將這些最貧苦者接入到欣欣向榮的經濟網絡，首先需要改造他們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條件。這不會自發和自然地發生，也很可能不會因為遠方城市和市場的更大發展而連帶發生。這一切要發生，必然是有意識的設計的結果，只能在政治中去尋找答案。

中國政治為有效治理提供了什麼答案呢？像薩克斯這樣的外部觀察者看到的是宏觀層面的政治特徵，比如集中力量辦大事和黨領導下的超強政治執行力。毫無疑問，沒有中國共產黨制定的正確政策方略，沒有國家巨大和持久的資源投入、沒有各級黨委政府層層傳導壓力努力奮戰，沒有人民至上的思想引領，脱貧攻堅將失去宏觀層面的政治條件。

但僅僅在宏觀層面認識中國政治是不完整的。治理活動主要發生在基層，治理的成果也往往要到村莊、社區、市場、邊疆和自然保護地區去實現，基層政治在治理中就不可或缺。

國之大事，到了基層政治中往往表現為生活中的小事。政府對貧困户的精準幫扶政策是統一的，但村莊要識別和認定貧困户，下的都是細碎繁雜的功夫。農村沒有可靠的家庭財務數據，誰是貧困户，主要靠走訪和評議。貧困户名單草擬出來，先要和各家溝通，爭取在村民議事會上不要有反對票。遇到整村搬遷、集中安置這樣的大事，村幹部和村民更是不知道要公開和私下協商多少回合，費多少時間和精力。鼓勵貧困户申請國家貸款、自願成立村莊合作社企業，從事縣鄉政府所規劃的經濟農業，同樣是反覆協調的過程。等到這些問題終於艱難地達成了共識，在執行中就很少再出現大的問題。

事實證明，不只中國國家政治有集中資源的優勢，中國基層政治也有協商民主的能力。在治理中，基層民主制度的作用與市場經濟制度相似，可以在特定系統中推動內部互動形成解決方案，最終把國家“有計劃的設計”變成基層治理主體“自發解決”的行動。

執行力的意義在基層政治中也發生了改變。政治壓力層層傳導到基層政府，就從金字塔科層體系走向平面的社會。幹部面對的不再是下級，而是服務對象，硬性的執行力就要切換為軟性的影響力。例如，村幹部對上負責要執行的是危房村莊的整體搬遷方案，面對最後不願搬走的農婦卻決定先幫她修理漏水的房屋。駐村扶貧者的工作任務是幫助村莊移風易俗，為了融入村莊卻先要和村民交換香煙、互請喝酒、一起打牌。在治理效果最好的基層，政治癒發是靈活性和創造性的藝術，中國政治變革的創造力是頂層智慧設計、基層智慧協同生成的。

我在研究中觀察和記錄了這些事實，結論是，成功的治理是在複合政治系統中實現的。治理視角下的中國政治，既是集中統一的，也是細緻精準的。與許多國家的治理體系相比，這種把矛盾特徵統合起來的能力，是中國政治巨大的比較優勢。中國政治為什麼有這種能力？我想可以從細節觀察回到宏觀分析上來：政治文明傳統中的中庸和合之道、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科學務實精神，以及中國共產黨光輝歷史所積累下來的不斷自我反思、自我革命的學習糾偏能力。（作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新著《中國政治的細節：一個縣的減貧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