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春豪：共促“亞洲世紀”到來，中印責無旁貸

印度外長蘇傑生日前在訪問泰國期間表示，只有中印兩國攜手合作，“亞洲世紀”才會到來。實際上，早在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華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就提出“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也正是在那次訪問之後，中國和印度達成不讓邊界問題影響雙邊關係其他領域發展的共識，實現雙邊關係正常化，開啓兩國關係後續幾十年總體向好的態勢。當前，中印關係面臨新的挑戰，不僅對兩國也對整個亞洲的長遠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如何妥善處理分歧、如何從更大格局思考兩國關係、如何攜手促進“亞洲世紀”，已經成為擺在兩國面前的共同課題。

從全球格局和歷史長河上看，中印具有攜手構建“亞洲世紀”的共同經歷和相似利益。兩國都曾飽受西方殖民欺凌，都是反帝反殖運動的踐行者和支持者。中印關係雖然在1962年邊境衝突後一度跌入低谷，但在關係正常化和各自經濟改革穩步推進的背景下，兩國都走上實現民族復興夢想的道路，併成為全球經濟增速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代表。

中國和印度的同步快速發展加速了國際力量格局的深刻演變、壯大了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力量。“亞洲世紀”提出的時代背景，就是中印代表的亞洲國家在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中權重的上升，反映的是國際力量格局“東昇西降”的演變態勢。中印作為發展中國家利益代表者和捍衞者的身份沒有變，對構建更加公平公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追求沒有變，對實現民族復興夢想的執着追求沒有變，這些都構成中印關係長遠發展的基礎，也是兩國攜手促進“亞洲世紀”的歷史使命所在。

不過，中印攜手促進“亞洲世紀”的進程並非坦途。這既與雙邊關係面臨新挑戰、新問題有關，也與百年變局之下的國際地緣政治經濟形勢變化有關。

雙邊關係層面，印度對華認知轉變及其相應的政策調整，造成中印之間的無謂內耗，制約中印共促“亞洲世紀”的努力。中印關係存在競爭與合作的兩面性，這是雙邊關係的事實。但近年來的消極動向是，印度日益從競爭者甚至對抗者的視角來審視雙邊關係，使雙邊關係的競爭面與對抗面有所擴大、合作面則相應萎縮。比如在邊界問題上，印度將在邊境地區恢復印方認定的“現狀”作為改善雙邊關係的前提條件，這背離了1988年以來中印處理邊界問題的共識，也給雙邊關係發展製造了障礙；再如，對於長期發揮雙邊關係壓艙石作用的經貿合作，印度也日益將之地緣政治化、國家安全化，給雙邊經貿合作造成困擾。

外部環境層面，美國諸多不負責任的地緣政治對抗政策，給中印乃至亞洲地區的和平穩定造成困擾。從東北亞朝核問題到南亞阿富汗問題再到中東阿以矛盾，美國是亞洲諸多熱點問題的始作俑者或背後推手。另外，美國還出於維護本國霸權的目的將中國作為戰略競爭對手，不斷插手、挑撥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試圖在亞洲地區推動陣營化對抗，製造“分裂的亞洲”。

以中印關係為例，美國2021年初提前解密的《印太戰略框架》明確指出，“強大的印度是對中國的制衡”，“要向印度提供外交、軍事和情報支持，抗衡來自北部的陸上挑戰”。美國“扶印製華”“分裂中印”的圖謀昭然若揭。對此，印度不可能心中沒數，但印度一些人錯誤地認為可以在中美之間漁翁得利，導致中印關係中的“美國因素”日益凸顯。

“亞洲世紀”提出來已有數十年，但“亞洲世紀”的到來依然道阻且長。“東昇西降”是態勢，但“西強東弱”是現實。亞洲國家在加強地區合作、實現均衡和可持續發展、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等方面還面臨很多挑戰。比如，美國不斷給俄烏衝突火上澆油等推高國際能源、糧食價格，很多亞洲國家面臨高通脹；美元強勢加息，則使不少亞洲國家面臨貨幣貶值、資本外逃的困境。

作為亞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印兩國的發展態勢及其雙邊關係對整個亞洲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中印理應而且也有能力攜手促進“亞洲世紀”。為此，中印兩國需要保持戰略清醒，對極個別國家慣用的“分而治之”伎倆保持警惕。

另外，中印可以加強文明對話，增強文明自信、培育“亞洲意識”，為全球治理提供東方智慧，提升亞洲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參與度。正如印度總理莫迪日前在印度第76個獨立日講話時提到的，“印度應該消除任何殖民思維的痕跡，以我們的根基、團結和公民責任感到自豪”。印度如此，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也應如此，“亞洲意識”勢在必行。再者，中印可以就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強交流，聚焦發展任務，堅定朝着“中國夢”和“印度夢”的民族復興願景穩步前進，並讓更多亞洲國家受惠於中國和印度的發展紅利，逐步推動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南亞研究所執行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