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樹華：戈爾巴喬夫的迷思與西方謎局

8月，在不少俄羅斯人眼中是一個“不祥之秋”。俄羅斯歷史上的8月曾多次發生動盪和混亂的重大政治事件。比如31年前1991年的8月，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8·19事件”，也被稱為“挽救蘇聯的最後一搏”。當時的政治主角之一，正是剛剛去世的蘇聯首任也是最後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8·19事件”幾個月後，在西方聖誕節之夜，戈爾巴喬夫在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三位斯拉夫兄弟的要挾下發表電視講話，宣告蘇聯解體，70多年的蘇聯作為地緣政治和國際法主體自此消亡。

在當今世界，戈爾巴喬夫是最富爭議的政治人物之一。對於他的歷史角色，俄羅斯和西方世界的評價大相徑庭。俄羅斯共產黨和俄羅斯議員稱其為“歷史罪人”，而在西方，戈爾巴喬夫生前獲得嘉獎無數，包括199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和2008年的美國“自由勳章”。

然而，這位當政時一直鼓吹要改變外交思維模式，一心融入西方“文明世界大家庭”的蘇聯領導人做夢也想不到，他主動解散“華約”後，統一後的德國並未脱離北約而“中立”。北約先後5輪東擴，進一步將邊界向俄羅斯邊境推進。30多年前，他滿心幻想通過“西式民主化”改造蘇聯、藉此融入歐美，卻反成了瓦解蘇聯、導致蘇共敗亡的一個重要政治肇因。

蘇聯和俄羅斯曲折的政治進程像是一面鏡子。戈爾巴喬夫和蘇共在“民主化”等問題上犯下“顛覆性錯誤”，最終在政治、經濟、外交等各方面都打了敗仗，其深刻教訓值得汲取並牢記。

民主夢幻與信仰迷失

蘇聯曾是社會主義的大本營，被西方陣營視為眼中釘。西方除保持強大軍事壓力外，還發明“水滴石穿”“和平演變”等作為對蘇政治和思想滲透的手段。西方常常藉口民族宗教等問題，以民主、人權為工具，對蘇進行政治戰、心理戰、文化戰、外交戰。

上世紀70年代，西方誘導蘇聯簽訂《赫爾辛基協議》，將人權、自由、民主等問題納入政治談判議題。蘇聯後期，蘇共漸次拋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動搖，落入西方國家設下的“民主、人權”等政治圈套和道路陷阱。

1985年4月，年輕的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在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在政治上發生方向性改變。打着“公開性、民主化和外交新思維”等旗號，戈爾巴喬夫開始對蘇聯政治制度採取激烈和根本性的改造，期望通過“民主化”、配合外交“新思維”，向西方妥協退讓，換得西方認可，躋身“西方文明世界”。

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公開性”政策受到西方政要和媒體吹捧。但與境外對戈爾巴喬夫的掌聲和歡呼相反，蘇聯的民主化改革不但沒有振興蘇共和復興蘇聯，反而導致蘇共喪失合法性，引發政治分裂和國家瓦解，最終走上了一條政治自殺的絕路。

政治改革的關鍵是方向問題。蘇共後期的改革變成“放棄信仰、背棄方向、拋棄制度”。“改革”變成改向，改弦易轍，西化“改革”變成自掘墳墓，最後自取滅亡。

政治熱潮與治理失敗

1988年開始，戈爾巴喬夫進行一系列政治改組，這些改組直接觸及蘇聯國家和憲法的根本性要素，包括蘇共領導地位、人民代表蘇維埃制度、聯邦制、選舉和政黨制度等，成為導致蘇聯政治裂變的重要原因。比如修改憲法，刪除憲法第六條，取消蘇共領導地位；宣佈政治多元化，實行多黨制；推行議會制普選，建立總統制等。

在政治多元化、多黨制浪潮下，蘇聯民族分裂勢力在各加盟共和國迅速得勢，向中央發起“法律戰”“主權戰”，並相繼宣佈“主權獨立”。在俄羅斯聯邦和各加盟共和國遙相呼應下，戈爾巴喬夫被自己所謂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束縛住手腳，無力維護聯盟的統一。

1988年後短短兩三年時間，蘇聯政治形勢急劇惡化，國家在政治、經濟、民族等領域的危機不僅沒有緩和，反而急劇加深。

2006年，時值蘇聯解體15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反思認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蘇聯在民主自由問題上犯了“幼稚病”。多數原則、選舉原則、公決原則的適用性與選擇需要依據各國國情。戈爾巴喬夫罔顧蘇聯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改革需要，強調下級可以不服從上級，並美其名曰這是“民主”的需要。隨即蘇聯各個地區根據本地區的“多數”和“民意”行事，造成無政府主義氾濫，各加盟共和國公然與中央開展“主權戰”“法律戰”，反共、反蘇、反社會主義勢力趁機大肆奪權，民族分裂勢力、政治激進思潮和復仇勢力大行其道。

在戈爾巴喬夫掌權的最後幾年，蘇聯政權搖搖欲墜，蘇共在政治上自身難保。戈爾巴喬夫在經濟改革不見成效的背景下，卻奢談西式民主和自由。到了1990年，戈式經濟改革無計可施，政治上大勢已去。

政治上的錯誤往往會帶來顛覆性後果。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頃刻間使蘇共猶如失魂落魄，變成泥足巨人。在不到6年時間裏，戈爾巴喬夫打着“民主、人道”旗號，不僅使蘇聯改革誤入歧途，而且葬送了70多年的蘇聯社會主義事業，埋葬了國際共運中最具影響力、有着90多年曆史、擁有近2000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

政治病毒與道路迷失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並未迎來夢想中的“西式民主自由”，反而是財閥當道和寡頭統治。在外交方面，繼承蘇聯衣缽的俄羅斯不僅失去全球性“超級大國”和社會主義陣營“首領”地位，而且被西方大國視為“冷戰”後失敗的國家，淪落到被排擠、被邊緣化的境地。

30多年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西方大國自認為在東西方較量的大棋局中不戰而勝。在西方戰略家和謀士們眼裏，“民主”“自由”“人權”等政治工具功不可沒，是摧毀社會主義、贏得冷戰的政治“利器”。美國一些戰略智囊對此毫不隱諱。布熱津斯基就寫道，美國確實在蘇聯解體的政治進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而民主、人權、民族等議題取得了對蘇聯的話語優勢。布氏認為，民主、自由、人權、民族等議題吸乾了蘇聯的資源，使蘇聯在意識形態上不再強大，其政治成功不再具有吸引力。他還特別提到，戈爾巴喬夫本人也起到“裏應外合”的重要作用。

蘇共的垮台與蘇聯的瓦解源自政治上的失敗，蘇共在“民主”等關鍵性政治問題上犯了大錯。戈爾巴喬夫陷入民主迷思，落入西方設下的政治陷阱，最後繳械投降，將政權拱手相讓。因此，蘇共在民主等重大政治問題上混亂，是導致蘇共垮台、蘇聯解體、東歐陣營瓦解的重要政治原因。

蘇聯解體後，西方陣營並沒有因為葉利欽宣稱拋棄共產主義、擁抱資本主義民主和市場而停止對俄羅斯進行擠壓，反而繼續推進北約東擴，支持車臣等分裂勢力，變本加厲地削弱和分化俄羅斯。

戈爾巴喬夫推行的“民主化”，不僅沒有給老百姓帶來自由和幸福，反而導致一場普京所説的“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至今蘇聯的灰燼仍在燃燒。2005年時普京曾説，上世紀末蘇聯推行的民主化“是一場災難”，到頭來“只是一小撮財閥和寡頭的自由”，廣大百姓一無所獲。

跳出西方陷阱，探求自主之路

1985年至今的近40年間，俄羅斯經歷了蘇聯和俄羅斯兩種不同的國家形態，經歷了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和普京執政的三個不同歷史時期。時至今日，西方陣營精英和輿論認定，戈爾巴喬夫的6年是三者中“最民主自由的”，葉利欽的9年是與西方關係“最為接近的”，而普京執政的時期則“背離了民主”，與西方世界漸行漸遠。

然而，俄羅斯老百姓的感受和評價卻截然不同。俄國內一次有關歷史人物評價的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對戈爾巴喬夫、葉利欽評價不高，而且要遠低於普京。有72％和80％的俄羅斯人分別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走了一條錯誤道路。

如今，俄羅斯主流輿論認為，30多年來俄羅斯之所以不斷遭遇如此挫折和打擊，來自西方的民主化和市場化“教師爺”們難辭其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西方戰略家一方面有意識地向蘇聯等國家輸出“軟弱、分裂、有病毒的自由民主思潮”，另一方面卻為自己保留了極端排外和富有進攻性的“保守主義”思想。失去信念和定力的戈爾巴喬夫等人不幸落入西方的政治圈套，盲目進口“民主價值”，結果導致“民主”與“自由”氾濫成災、亡黨亡國。

普京執掌俄羅斯後，西方陣營對俄羅斯的政治打壓進入一個新階段。還在2006年，普京提出“主權民主”概念。這既是對俄羅斯政治發展道路的探索，也是對西方販賣“民主”、煽動“顏色革命”的回應，同時也表明普京否定了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西化、民主化”路線，也與“寡頭式的自由”劃清界限。普京認為，俄羅斯應當是當今世界一個具有領導力和影響力的強國，俄羅斯必須走自主之路。“俄羅斯民族不能迷失自己，俄羅斯永遠是俄羅斯。”（作者是中國政治學會常務副會長，著有《民主觀與發展路——世界大變局與中國政治學》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