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作奎：對華認知“美國化”令歐洲偏離理性

德國聯邦國防軍總監察長艾伯哈德·佐恩日前表示，德國將通過派遣更多的軍艦和參加與盟國的演習來擴大其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路透社稱，佐恩透露，德方一直在關注“中國軍隊的大幅度擴軍”。最近西方輿論數次出現歐洲國家軍方和政客的類似表態，這是否代表歐洲一些人對華認知的改變？

近年來，隨着中國經濟增長、國力提升以及對外經貿合作深度和廣度的明顯增強，歐洲感受到來自中國合作機遇的同時，也比以往更多地看到所謂“來自中國的威脅”。在中美博弈加深背景下，歐盟一度尋求戰略自主，不想成為國際博弈的“戰場”，而希望成為“玩家”之一，但這種戰略盤算的實現並不順利。

俄烏衝突爆發後，歐洲安全秩序受到破壞，對俄羅斯的恐懼也連帶上了中國。美歐聯手“激活”北約，並一手塑造了“民主與威權對抗”的話語。實際上，歐洲對華一系列做法，是建立在模糊甚至錯誤認知的基礎上的。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歐洲認為中國的成長機遇大於威脅，雙方合作也充滿了動力。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雙方各取所取，和諧相處、互利共贏。但隨着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歐洲的對華認知明顯向“美國化”偏移，認為中國的崛起對西方制度構成威脅，中國的行為具有明顯推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意圖，中國的強大必然意味着霸權爭鬥。

在這種錯誤觀念的引導下，歐洲一些國家不惜背離歐洲人此前堅持的信條和原則，越來越聚焦於“應對中國”。在技術合作領域違背市場原則而更相信國家干預行為，喜歡拉幫結派搞“小院高牆”；在貿易領域不信奉競爭優先，而更多選擇保護主義行為，為貿易合作設定越來越多先決條件，如投資安全審查等；在很多合作領域越來越泛安全化，自由貿易被拋之腦後，越來越信奉產業鏈、供應鏈“多元化之美”，不信奉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之實。

2019年歐盟將中國定位為“制度性競爭對手”，在接續2005年和2006年對中歐關係“合作”和“競爭”的正常定位後，開始將雙方關係政治化和價值觀化，對中歐關係發展逐漸造成衝擊和損害。在所謂的“合作、競爭、對手”三重定位出台後，歐盟機構和成員國也陸續完成了政策落地過程，這對雙邊關係帶來負面衝擊。此後兩年間，中歐關係裏對彼此認知的好感度快速下降，尤其是歐洲一些國家和某些政客只有層層加碼的防範與惡意，卻不見有“急剎車”之舉。同時，歐洲管控中歐分歧的能力和意願越來越不足。

不可否認，近兩年歐洲一些國家對華誤解加重有其客觀原因。一是新冠肺炎疫情阻隔了雙方的人員往來，面對面溝通越來越少；二是俄烏衝突加劇了雙方的認識對立，中國希望在任何重大國際問題上有着基於自身利益的獨立自主的判斷，歐洲則不瞭解“中國想什麼”。歐洲越來越像美國，越來越不信奉“軟實力”，更喜歡硬碰硬。

因為認知出現偏差，做法不盡合理，違背基本的原則和規律，所以歐洲的很多政策看起來非常扭曲，明知道有問題，卻沒有矯正的勇氣。而目前歐洲媒體也存在不少爭論。如不少德國媒體堅持供應鏈要安全和自主，尋求減少對華依賴，但也有媒體認為，“德國別無選擇、只能忍受中國”，最終必須選擇同中國合作之路。

德國對俄有巨大能源需求，對華有巨大市場需求，在能源和經濟領域同俄中互補性強，這是基本經濟規律。但俄烏衝突改變了一切，歐洲一些國家對俄採取極限制裁，“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對中國尋求“避免過度依賴”，在求發展還是求安全上做了錯誤的平衡。全球化時代令各國經濟形成了相互依賴，如今卻硬要割裂，這一切源於價值觀對抗的焦慮。歐洲有風險意識是正常的，但不能違背堅持了幾百年的基本規律。如果歐洲政客擔憂俄烏衝突給自身帶來的安全威脅，就應該積極創造停火條件、儘快結束這場衝突，而不是延續和擴大軍事對抗。

筆者仍然相信，歐洲擁有理性主義沃土，充滿反思主義精神，在歷史發展關鍵時刻，都能把危機變成驅動發展的力量，能夠把握住自己的航向。在發展中歐關係問題上，雙方應坦誠相待，樹立正確和合理的認知，這是中歐關係發展的前提。（作者是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