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鐸：聯合國海洋法公約40年見證美國陋象

202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迎來開放簽署40週年。當此時刻，回顧《公約》締約歷程、宗旨目標和履約實踐，對於構建現代國際海洋秩序和完善全球海洋治理體系具有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

1982年，經過國際社會160多個國家和國際實體歷時9年談判協商而通過的《公約》，在牙買加蒙特哥灣開放簽署。《公約》的誕生體現了當時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打破海洋霸權規則壟斷，建立符合國際格局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需求以及“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海洋法律體系的願望，推動涉海利益取向不同的國家在諸多海洋問題上實現了微妙的利益平衡，國際海洋秩序和世界政治地理形勢由此出現積極變化。《公約》廣泛吸收傳統海洋法中的合理規則和原則,也提出了許多新的法律概念和機制模式,成為反映現代海洋法的權威文件和指導框架,對各國海洋治理實踐、全球海洋治理格局和國際法律秩序產生深遠影響。

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參與的首個重大國際立法進程。當時中國克服參與國際造法經驗不足、海洋法律與技術人才短缺等困難，積極參與《公約》談判，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為推動談判進程、實現會議目標發揮了積極作用。1971年12月，聯大通過決議增加中國為聯合國“海底委員會”成員國。1972年3月，中國代表在“海底委員會”全體會議系統闡明關於海洋權問題的原則立場。從1973年起，中國代表團參與了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的全部進程，在領海、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等涉及沿海國主權和權益等重大議題上的主張和看法反映到了《公約》文本當中；在公海制度、國際海底區域、海洋環境保護、海洋科學研究等方面的立場和建議，促進了傳統海洋法的革新和新制度的建立。

作為第一批在《公約》上簽字的國家之一，中國始終堅定維護自身基於包括《公約》在內國際法的海洋權益，根據《公約》健全完善國內海洋法律體系，積極履行沿海國責任和國際義務。同時，中國全力支持《公約》設立的三大機構工作，按時足額繳納有關會費，向國際海洋法法庭提名法官、向大陸架界限委員會提名委員並當選，作為國際海底管理局A類理事國在“區域”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深度參與“國家管轄範圍外海域生物多樣性（BBNJ）養護與可持續利用”和“國際海底區域礦產資源開發”等方面的規則創設和制度構建，盡己所能幫助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島嶼國家提高海洋治理能力，與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海洋領域合作協議，深化與海上鄰國的涉海務實合作，為維護周邊海上和平穩定、推動完善現代海洋秩序作出積極貢獻。

《公約》文本的制定和通過歷時9年，從簽署到生效耗時12年。它是特定歷史時期內國際社會在顧及各種力量對比和各方面利益訴求的前提下通過漫長的談判、磋商和平衡而形成的產物，充分體現了多邊主義的精神及其效能。人們可以在《公約》“理應清楚的地方”發現“模稜兩可的措辭”，在“理應簡潔的地方”發現“繁瑣複雜的表述”，在“理應明確的地方”發現“條款文本的沉默”，在“理應普遍的地方”發現“特殊和例外”。事實上，這些正是通過協商一致達成“一攬子協議”所必不可少的妥協,是制定此類綜合性國際多邊協議的題中之義，將為今後的全球多邊治理進程提供有益借鑑。

《公約》誕生於特定歷史時期，時代變遷也使海洋領域不斷出現新情況和新挑戰，因此《公約》沒有也不可能解決全部實質性的涉海法律問題，而是重在提供系統的海洋治理法律框架。回顧締約歷程和履約實踐不難發現，各國唯有用歷史、全面、客觀和發展的眼光看待《公約》，完整、準確、善意地解釋和適用規則，《公約》的目的和宗旨才能真正實現，《公約》規定的權利和義務才能有效落實。《公約》開放簽署40年來之所以取得成功，恰恰在於其兼顧了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和各國自身的合理訴求，兼顧了海洋問題的政治屬性和法律屬性，兼顧了各國的政治利益和法律權益。

國際法不能在真空中生長，而是由適用它們的現實世界所塑造。各國從自身地理狀況和國家利益出發對《公約》作出不同評價，這不足為奇。但是，美國作為深度參與《公約》磋商的國家始終因一己私利而拒絕批准《公約》，不僅對國際法“合則用、不合則棄”，還將地緣政治因素強行注入海洋治理領域，在諸多涉海問題上大搞“雙重標準”和“規則霸權”，試圖將自己對海洋法規則的片面解釋和單方面適用在國際上轉化為對其最為有利的“制度紅利”。

如果在國際社會普遍紀念《公約》開放簽署40週年的時間節點上進行檢視，美國長期以來的言行做派不啻於國際海洋法治中最刺耳的雜音和最辣眼的陋象。當前，多邊國際舞台上的科學化、民主化取得長足發展，多邊主義深入人心，“基於實力的地位”和形形色色的霸道做法不僅沒有市場，反而只會適得其反。（作者是中國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與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