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韓國世界最低生育率的隱憂

韓國總和生育率持續下滑。繼2021年跌至0.81之後，今年二季度跌破0.8，總和生育率為0.75。韓國已經跌入“超低生育率陷阱”。

韓國生育率下降屬於典型的“急性跌落”。1960年的生育率水平還高達6.10，高於世界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約1倍左右。僅僅24年時間，韓國生育率在1983年就降至2.06，幾乎與多數發達國家同步實現更替水平生育率，從此走入低生育率時代。相同幅度的生育率下降，韓國用時只是多數發達國家的1/4到1/6。在低生育率的道路上，韓國生育率連續下降的勢頭還在持續，1998年降至1.5的更低水平，2001年跌至1.3的超低水平，2018年以來進一步降到1.0以下的最低水平，成為全球生育水平墊底的國家。時至今日，韓國人口在長達40年的低生育率狀態下的演變，已經形成難以逆轉的規律性的人口後果。

第一，啓動了人口負增長的按鈕。2020年統計，韓國出生人口為27.2萬人，出生率僅為5.3‰，死亡人口為30.5萬人，死亡率為5.9‰，出現了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第一次出生人口少於死亡人口、人口自然增長由正轉負的局面。與2000年出生63.5萬人相比，出生人口降幅超過57%。雖然有少量國際移民的補充，總人口負增長的局面也沒有得到逆轉。2020年韓國總人口達到峯值5183萬人，2021年正式進入人口負增長，總人口淨減少9萬人，降至5174萬人，成為繼日本之後第二個步入人口負增長的亞洲國家。根據韓國統計局的人口預測，在保持一定量的國際移民前提下，總人口仍將持續減少，2040年降為5019萬人。聯合國正告，如果韓國的低生育率狀況得不到根本好轉，總人口將在2060年縮減至3664萬人，2100年進一步減少到1563萬人，只有目前的約30%。

第二，人口結構加速老齡化。如果按此趨勢，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將從2020年的807萬增至2040年的1698萬，相應地，人口老齡化水平會從16.1%升至33.8%，短短20年之內老年人口數量和老齡化水平均翻一番；老年撫養比從22.5升至63.4（15-64歲人口=100），幾乎增長兩倍多，社會公共服務和保障體系的養老壓力直線上升。其次，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和比重均會呈快速下降，從2020年的3583萬人降至2040年的2676萬人，直降1/4，佔總人口比重從71.5%降至55.7%，直接影響經濟社會勞動力供給，很可能將危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0-14歲少年兒童人口所佔比重從12.4%降至8.9%，人口增長後繼乏力。

第三，家庭層面表現為典型的晚婚晚育和家庭小型化。2021年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齡為33.4歲，比2001年提升4.1年，生育空間進一步壓縮。不僅晚育現象越來越普遍，生育意願也逐年下降。在出生人口的孩次結構中，一孩出生人口減少最快。也許是受疫情影響，婚育間隔進一步加寬，與2020年比較，婚後2年內生育的人數減少10.7%，婚後2-5年內生育的人數減少4.1%，婚後5年以上生育人數增加1.8%，因年齡增大不得不生育的痕跡明顯。由此，韓國家庭的平均人口規模已經跌至2.29人/户，家庭規模小型化將大大弱化家庭發展的能力和功能，不得不依靠更多的社會公共政策和社會化服務來維繫家庭運轉。

面對一系列嚴峻人口問題，韓國政府焦急萬分，從2006年就開始採取一攬子積極刺激生育的措施，只是效果甚微。這也説明，人口發展有自身的規律性，生育、死亡和遷移變量一旦確定，人口數量、人口結構和人口分佈就會沿着既定軌道前行，難以更改。同理，我國生育率跌至更替水平以下的情形迄今已經30年，人口一直處在慣性正增加狀態。預計人口正增長慣性即將消耗殆盡，總人口規模將很快轉入負增長。人口負增長是長期低生育率水平的必然結果，本身並不是問題。只有人口負增長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等要素不相匹配、關係失調、相互矛盾時才可能轉化為經濟社會問題。因此，需要改變傳統的經濟增長思維模式，對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環境條件、政策制定、道路選擇、模式方法等要素進行調整和改革，逐漸適應人口負增長的變動。同時，積極生育政策要持續性發力、針對性發力、綜合性發力，期待生育效果一蹴而就是不現實的，要做長期準備，要有耐心。（作者是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