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接受《環球時報》專訪：美對台“政策”體現個人政治利益

【環球時報記者 王雯雯】美國兩黨鬥爭正變得越來越激烈。“美式民主”裂痕不斷擴大，它將如何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其在台灣問題上的做法？《環球時報》就這些問題採訪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

《環球時報》：您提到，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失去底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智慧的下降。在民粹主義盛行的情況下，美國還有什麼力量能夠對其失去底線的台灣政策起到制約作用？

鄭永年: 美國傳統的立法、行政、司法是按照分權制衡原則設計的，但這一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是精英之間有共識。但今天美國的制衡機制已經無法正常發揮作用，這主要是由於民粹主義的興起，尤其是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後，每個分支擁有了自己的社會基礎，彼此之間不協調。因此，美國政府內部很難達成共識。

為什麼之前會有共識？人們傾向於相信這是因為民主的優點，但這並不一定是真的。美國早期的民主並非大眾民主，而是精英民主，確切地説是精英共和體制。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80年代，美國中產階級佔總人口的70%。兩黨都必須考慮到中產階級的利益，所以他們不會走極端。然而，自上世紀80年代的“超級全球化”以來，美國社會分化越來越嚴重，從之前的中產階級社會轉變為目前的富豪社會，中間力量幾乎消失了，民粹主義就是這樣興起的。當執政者無法處理國內分歧時，他們就開始操縱外交政策。

美國以前是總統掌管軍隊和外交，國會的作用並不大。問題是美國現在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國會、地方政府和其他力量等都來參與外交，所以美國現在沒有一個外交主體，呈現出多元外交角色這樣一種局面。我們不難看到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混亂，沒有制衡，只有個別政客在比誰更激進。美國的對台政策已經縮小到只展示政客的個性，沒有所謂的美國的“兩岸政策”或“台灣政策”。

這將對台灣問題產生怎樣的影響，取決於我們如何認識和應對美國政治新形勢。我們無法改變美國國內局勢，必須根據美國政治的變化來制定我們的美國政策，並應對基於這種情況的後果。

環球時報：據報道，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曾將中國大陸和台灣分別比作“桌子”和“筆尖”。美國是否會為“筆尖”放棄“桌子”？

鄭永年: 美國對台灣採取的行動不能被稱為“政策”，而只是個別政客立場的反映，既不符合美國利益，也不符合台灣利益，而是他們個人的政治利益。美國總統拜登從自己利益的角度出發會有個台灣政策，如果從美國利益角度出發，會有另外一個政策。美國政治人物往往會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為自己的言行正名：一是從價值觀上保衞台灣的所謂“民主”；二是認為中國解決台灣問題就是為了稱霸西太平洋，把美西方勢力趕出西太平洋。對中國來説，台灣問題是一個國家統一的問題，而不是美國政客所説的不同制度的競爭或中國尋求霸權的問題。

環球時報: “美式民主”的頑疾日益暴露。您認為，這會給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帶來什麼？

*鄭永年：*民主是用來包裝美國政治制度的，從來都不是美國領導力中最關鍵的部分。我認為美國的領導力依賴於經濟、軍事、技術和市場。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教授創造了“軟實力”這個詞，我認為這個詞很難量化。美國的技術和經濟在繼續發展，不過一旦民粹主義崛起，美國有可能走向孤立主義，這將影響它的硬實力。

《環球時報》：您認為，日益碎片化的美國，它針對中國打造的一些政策、倡議、小集團，能有多少實際的力量？

鄭永年：（力量）很少。美國現在組織各種所謂的反華聯盟，但它們能否實現美國所期望的團結，是很成問題的。美國的很多盟國在美國有利益，在中國也有利益。所有的區域性或者小型的團體，如果沒有中美兩個國家的共同參與，就起不了什麼作用。中國要引領世界，就要從世界格局的角度出發，目標不是對抗美國，而是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不能只從雙邊關係來看中美關係，要從世界秩序的角度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