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維鴻：西方金融市場的“末日心態”從何而來

9月的第一個週末，以《華爾街日報》為代表的西方財經媒體不約而同地把美聯儲最新“鷹派加息”政策比喻為“世界末日”，讓歐美的“不增長經濟”徹底喪失了希望。金融市場不僅瑟瑟發抖，又十分好奇，這種格外悲觀的心態從何而來？是否站得住腳？世界經濟真的不增長了嗎？

首先，必須承認歐美金融市場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全球經濟體陷入有理由的衰退預期。雪上加霜的是，2022年以來，美國為了轉嫁危機、吸引國際資本回流、惡意挑起俄烏衝突、經濟全球化開倒車，必然讓這種全球衰退趨勢加劇，更是讓歐洲大陸諸國面臨寒冬將至的能源危機。

有因有果，歐洲大陸面臨民生難題，英美也被“反噬”，遭受高通脹。惡性通脹直接威脅到普通人、特別是窮人的生活水平，最終造成滯脹和民生問題。如果逛逛英美最廉價的超市，就會發現肉蛋奶菜的價格，在過去幾個月以超過平均通脹率的速度連連漲價，迅速超過普通人工資的上漲速度。百姓的錢包癟了，執政黨的日子不會好過。

美國政府為了民眾不找麻煩，只能擺出“強硬”姿態遏制高通脹，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無疑是最能得到關注的發力點。21世紀互聯網時代的經濟社會運行，很大程度上是注意力經濟，政客為了博眼球傾向於選擇最受關注的領域和舉措。因此，美聯儲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也是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中央銀行，在短期貨幣政策導向上，已經被“政治正確”綁架了，它被迫作出超預期的強硬加息姿態。這種行為無疑會提高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提高虛擬經濟金融投資槓桿的成本。這就是歐美財經媒體集體“唱空”世界經濟和資產價格的一個根本原因。

難道世界經濟真的要金融“末日”了嗎？當然不是。可以預期的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在疫情逐漸緩解後，其經濟“彈性”將是巨大的。過去兩年多，疫情反反覆覆，很多國內商家已經感受到中國消費者“報復性消費”的力度和驚喜。而且，由於中國在疫情初期就採取了果斷的防控手段，這兩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順差不降反增、屢創新高——2022年7月單月貿易順差達到創紀錄的1013億美元，今年前7個月的累計順差近5000億美元，可謂積累了大量的“國際購買力”。無論是中國遊客出境旅遊，還是中國企業對外採購或投資，都可以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當然也包括歐美髮達國家的潛在客户，成為後疫情時代世界經濟增長的潛在動力。

歐美財經媒體當然明白這個道理，華爾街金融投資機構更是希望中國客户能不斷增加對硅谷的芯片訂單、採購更多高科技含量的美國設備，有更多有增長潛力的中國企業到華爾街股票交易所上市融資，實現中美經濟的互利共贏。可惜，美國政府不這樣想。為了選票，美國刻意製造中美貿易和投資關係的緊張，限制對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無端找中概股監管的麻煩，讓美國股市“無米下鍋”、IPO增量創新低。

這種美國經濟的門羅主義，一方面加大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加劇了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得罪了硅谷和華爾街的科技與金融精英；另一方面，也讓美聯儲只能“一肩承擔”通過加息遏制高通脹的任務，不顧金融市場的實際情況“講政治”過度加息。這也難怪歐美財經媒體抱持極度悲觀的末日心態。

美國經濟的兩難處境，是經濟政策、貨幣政策過度意識形態化的結果，這對於中國、乃至世界其他國家都具有借鑑意義：我們應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為代表的經濟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是解決世界經濟“不增長”悖論的唯一途徑。這個道理不需要無意義的辯論，而應該由負責任的大國積極實踐。

我們還應冷靜看到，國內外雙循環的大格局正在以超預期的速度來臨。這就要求我們繼續加速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提升本土經濟的內在效率。筆者最近在寧波等出口基地的調研發現，AI、機器人等新技術、新設備的應用，極大保障了中國製造產品的性價比優勢，並不斷對歐美韓日的進口實現有效替代。如何能在歐美經濟政策意識形態化加劇的背景下，加快國內科技成果轉化效率，通過資本市場金融槓桿讓更多高科技企業上市融資、更多科技專利和發明成果成為生產力產生效益，這些都將是各級政府迫在眉睫的新一輪挑戰。（作者是甬興證券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