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麗 李小云：全球發展倡議對於世界的方向性意義

2021年9月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發展倡議，至今已近一年時間。聯合國及其絕大多數成員國，尤其是“全球南方”國家對此均表現出濃厚興趣，認為該倡議提振了全球發展的信心，提供了有關現代化的新型思考和推進路徑。國際主流觀點關注該倡議與既有國際發展體系之間在理念、規則、操作模式、項目管理等宏觀、中觀與微觀層次上如何銜接的同時，也有觀點認為該倡議是對現有全球發展敍事和議程的補充完善，有利於全球共識的重建進而啓動新型全球發展進程，助力世界走出可持續發展成果因氣候變化、新冠肺炎疫情、俄烏衝突等複合風險而倒退的泥潭。

回顧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結合國際層面有關發展的思想和實踐，基於中國共產黨帶領國家和人民在推動國內發展和促進國際社會共同發展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經驗，我們認為全球發展倡議的提出和踐行將對世界產生三重意義。

順應全球發展範式轉型

當今世界正處於從“國際發展”向“全球發展”轉型的範式革命期，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從理念與關係上看，二戰以來形成的北方國家對南方國家縱向發展援助與單向傳授的關係，正逐漸向北南、南南、南北等多維度網絡型的水平發展合作關係轉型。那種傳統意義上的設想，即以發達國家為現代化模板、發展中國家通過接受援助等引導逐漸趨向發達國家的線性現代化模式，逐漸動搖。多主體間圍繞可持續發展的互相學習與啓發模式逐漸凸顯，全球發展的理念、敍事和議程逐漸多元。這意味着發展問題不僅是南方國家獨有的，北方國家同樣存在。

第二，從機制和實踐上看，21世紀以來，廣大南方國家對於發展議程的參與意願、參與能力和參與機制越來越強越來越多，尤其近十年來，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發起設立一系列新型發展機構和合作機制。這些新型發展合作實踐孕育出“不干預他國內政、不附加政治條件、互利共贏、互聯互通”等新的發展合作敍事、政策和實踐，並且均有深厚的國內發展經驗支撐。這些新發展敍事的提出和實踐是對現行全球發展治理的補充和完善，也意味着發展方案和發展知識不僅源自北方國家，更來自廣大發展中國家內在的發展實踐和路徑探索。

第三，隨着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糧食和能源危機等全球性危機的持續和疊加，原有的一些全球公共品供給機制在經歷70多年運轉後，因機構臃腫等原因面臨有效性、靈活性和務實性削弱問題。隨之出現了全球公共品供給區域化、俱樂部化、多元主體化等新趨勢，導致全球公共品體系代表性不足、權威性折損以及制度建設碎片化等。在此背景下，以全球發展倡議為代表的全球發展範式呼之欲出，國際社會期待通過新範式將上述全球共同挑戰納入統一框架加以協調和應對。

由此可見，全球發展範式的生成是人類社會自20世紀90年代末尤其新世紀以來既有的一個歷史進程，這個進程隨着國際金融危機、新冠肺炎疫情、經濟疲軟、氣候變化等挑戰而變得更加緊迫。只是囿於路徑依賴和制度慣性，傳統的國際發展體系難以真正推進實質性變革。當此時刻，中國於2021年提出全球發展倡議，並在2022年舉行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提出一系列成果清單，聚焦六大堅持和八項務實領域，這是順應國際社會需求、助力解決國際困境的主動作為，也是從新型全球治理頂層設計上解決發展赤字與治理赤字、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具體體現。

促進形成國際發展共識

二戰以來國際層面的發展共識和發展議程設置經歷了三個階段變遷。其中，從二戰後到20世紀90年代，現代意義上的發展問題開始濫觴，併成為戰後南北關係的核心議題，追求發展是全球南方新獨立國家的共同願望，而國際社會也通過設立多邊、雙邊和民間發展組織來設計、管理、執行和監測各類發展項目。在此期間，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聯合國還推出四個“發展的十年”，通過促進經濟增長、國際經濟新秩序建設等推進全球維度上的發展進程。但鑑於冷戰背景下的兩極地緣政治競爭，國際社會尚未形成統一的全球發展共識。

20世紀90年代後，隨着冷戰結束，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資金供給日趨疲軟。在多重因素影響下，進入新世紀，一個由聯合國發起、由佈雷頓森林體系組織和各受援國支持、以減貧為首要目標的“千年發展目標”登上舞台，成為全球首次凝聚發展共識的時刻。國際社會通過八個方面目標的設立，匯聚全球各類資金、人力等資源，推動並監測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環境等方面發展。在此階段，全球發展進入某種“黃金期”，逐漸形成由政府、民間和私營部門等多元主體組成，涵蓋全球、區域和國家等不同層面，並建立在廣泛協商和共識基礎上的全球發展實踐共同體。隨後，2015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仍是這一階段的延續。

但近年來，隨着“美國優先”以及貿易戰、科技戰、信息戰等各種極端政治對立的加劇，既有的全球發展共識面臨破產，發展議程不斷遭受邊緣化和政治化。此前形成的全球發展實踐共同體一方面由於傳統融資能力減弱，另一方面因為官僚化運作等導致行動效率低下，全球發展行動再次進入乏力階段。

在此背景下，全球發展倡議將“堅持發展優先”“堅持行動導向”等作為六大核心要素至關重要。根據全球治理三元悖論原則，新型全球治理為了提高執行績效，在制度化建設方面將不得不採取務實方法，着力適當原則，而不是一味地以追求高度規則化和建制化的方式來推動發展。同時，在全球發展治理的代表性方面，中國提出通過自下而上逐步磋商的方式為全球發展進程迅速推進爭取時間，採取“先做起來”再“通過實踐逐步完善”的“幹中學、學中改”漸進式方法論，通過早期成果的獲得為國際社會注入發展信心、摸索發展路徑、完善發展治理。

推動發展知識體系創新

發展作為一種現代建制，不僅是一系列可見的實踐創新，還伴隨着發展知識的演進。現有國際發展範式的危機，從根源上是現代發展知識體系過於單一的深層危機。最為經典的發展知識，可追溯至亞當·斯密、涂爾幹、馬克斯·韋伯等早期社會科學大師對於西方原初資本主義國家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變遷的研究，由此他們提出諸如市場、社會分工、理性、異化、階級等經典的發展學概念，用以解釋、引導與預測人類社會的變遷。隨着19世紀中後期英國工業革命成果的全球拓展，尤其伴隨海外殖民體系的建立，以西方為主體的發展知識體系隨之擴展，出現了研究海外殖民地社會經濟狀況的人類學研究和東方學研究。在此期間，後來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發展動力和能力等問題，還不在關注範圍之內。

現代意義上的發展知識體系伴隨二戰後去殖民化的過程而產生，其中最重要的實踐載體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體系，最典型的發展理論包括以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等為代表的現代化理論、以世行等國際金融多邊機構為實踐載體的新自由主義等。此後，伴隨以拉美、非洲、亞洲等發展實踐為基礎的依附理論、“發展型國家”理論等層出不窮。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開始，受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發展理論又出現文化轉向，對社會性別平等、環境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的關注逐漸增多。

可以説，發展知識不是一個系統和內在一致的體系，而是一個繁雜、包含眾多思想流派並在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不同主流學科內均有涉及的知識領域。但總體來説，不管篤信從傳統向現代演化的現代化理論，還是以批判為使命的依附理論，或是具有後現代主義風格的參與式發展理論，本質上依然是西方學者研究非西方發展的知識體系，或是發展中國家對於自身為何發展乏力的預防性解釋，而對自身如何理解發展、如何推動發展以及如何衡量發展等缺乏足夠重視。

在此背景下，全球發展倡議的提出有利於全球發展知識的創新，尤其從方法論上，有利於世界各國在“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理念與模式下，突破單一的、從傳統到現代演化的線性現代化模式。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也不再是發達國家發展知識體系的“資料蒐集者”和“研究助手”，而是平等的對話者和發展的講述者。

正是在此背景下，全球發展倡議的實踐過程，可以為世界發展知識庫提供新思路和新要素，可以通過促進世界各國尤其廣大發展中國家、國際多邊組織等國際社會多元主體的互動與相互調適，建立起共享的全球發展知識體系，推動發展理論創新。（作者均是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