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外孫女在環球時報撰文：我外祖父的中國觀

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週年。

回想50年前的9月25日，田中角榮首相、二階堂官房長官以及我的外祖父、時任田中內閣外務大臣的大平正芳，為進行邦交正常化談判而前往北京。那天早上，大平家被緊張、悲壯的情緒和奇妙的寂靜籠罩着。同行的還有由大藏省借調擔任大平秘書的我父親森田一。田中首相也在嚴陣以待的情況下前往羽田機場。大平出發前，先是替身乘坐的車輛出發，而本人乘坐的車則是在幾分鐘後才出發的。因為在即將出發去北京的日子裏，日本國內反對的聲音仍然很大，這樣安排是為規避遭遇恐怖襲擊的風險。出發前幾天，大平家的宅院被1000多名右翼分子包圍，他們與防暴警察對峙，當時只有10歲的我，從緊閉的防雨門板的縫隙中，戰戰兢兢地看到了這一幕。

在那不久之前，外祖父在外出演講的電車中對熟悉的記者説，“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和你一起出行了。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死在反對派的手中。如果上天肯幫助我的話，這次談判應該會成功。”

出發去北京的早上，我也前往羽田機場送行。東京高速實行了交通管制，警視廳的警車無聲地閃着紅光給我們開路。路上只有我們一行的車隊安靜地向羽田機場駛去。那一幕就像電影裏的鏡頭，至今仍印刻在我腦海裏。在羽田機場22號登機口前，有很多人趕來送行，甚至包括很多在野黨的幹部，這種情況實屬罕見。

就這樣總算是向北京平安啓程了……當天上午11時30分抵達北京國際機場。聽説當天的北京用湛藍、深邃、透明的藍天歡迎了外祖父一行。

那麼，大平是什麼時候做出這個重大決定的呢？而這一決定又出於什麼考慮呢？一方面，取決於大平的歷史觀；另一方面，也和他戰爭期間在內蒙古張家口的親身經歷有關。

大平在戰爭時期，從大藏省借調到日本在中國設立的“興亞院”，在張家口支部工作生活過一年半。那時，他目睹了日本軍部暴行。我想當時大平就已經萌生了要向中國民眾贖罪的念頭。戰後，他曾説過“如果日本打贏了這場戰爭，那些陸軍士兵又會變成怎樣，想想都覺得恐怖”。日本戰敗時，他也沒有掉過眼淚。

我想，這點與周恩來總理認為“日本軍國主義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災難”的想法是一致的。

而且，大平有“橢圓哲學”。就是説：事物有兩個中心，求真之路存在於取得平衡的地方……在大平的政治哲學中，橢圓的兩個中心是東方政治哲學的精粹——宜疏不宜堵的“治水原理”和西方政治哲學的精粹——“保守主義哲學”。在酷愛讀書的外祖父看來，這種基於“東方與西方”哲學的思考，就是橢圓的兩個中心。

在張家口生活的一年半時間裏，他以經濟調查的名義到中國各地考察，他的中國觀正是在這個時候形成的。那就是，中國是大陸國家，日本是海洋國家。他還説，日中是“永遠無法搬家的鄰居”。另外，兩國雖然彼此相鄰，但完全不同。所以，為了能和睦相處，必須要共同努力。

他在擔任首相期間，接受報紙採訪時曾説，“政治家的生存價值，體現在自己已經或即將與國家民族融為一體的時候。恢復日中邦交時，黨內有不少阻力，但回想起來，我慶幸自己是一名政治家！”

大平從成為政治家開始，就想着有朝一日能夠促成日中邦交正常化，而這一想法隨着田中內閣的上台一下子變得現實起來。因為田中剛組閣不久，周恩來總理便不失時機地發來了訪華邀請。但是，當時田中首相在決斷前猶豫了很長時間。“如果失敗了就必須辭去首相職務吧”，有些前瞻後顧。“沒關係！我會負責任的，交給我吧！”大平迫使田中首相做出決斷。據説足足花了4天時間才説服田中。

當時，“親台派”在日本外務省佔據主導，大平在其中孤軍奮戰，他每天都把中國問題專家橋本課長獨自叫到房間裏，白天反覆碰頭，晚上換個地方，和法務大臣古井喜實先生又反覆研討。

我認為，日中恢復邦交談判之所以得以順利推進，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兩國首腦都曾有在對方國家留學、工作的經歷。周總理曾從1917年到1919年，旅日2年，其間深刻理解了日本文化。以當時的經歷為基礎，從1953年起，他就對日本訪華團説：“我們主張恢復與世界各國的正常關係，特別是與日本的正常關係。”之後，他又會見了287次日本客人。這大概是表達了他“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想法吧。聽説，田中角榮也在戰爭期間有過旅華經歷。

談判結束後，田中首相本打算立即回日本。因為他為日本反對勢力的動向感到揪心。但是，周總理方面提出希望他去上海。田中首相可能意識到大平外相和姬鵬飛外長在前往長城的車中會談成效明顯，於是表達了“想搭乘周總理專機前往上海”的意向。對於這個可以説是有些勉為其難的希望，日本外務省也感到非常為難，但最終在周總理的理解支持下，得以順利成行。原本雙方打算在專機上舉行會談，但當時田中首相在起飛後不久就睡着了，據説周總理悄悄地為他蓋上了毯子。在洋溢着祝賀氣氛的上海招待會上，田中首相可能是出於對大平的犒勞，指名要大平與周總理乾杯。結果，酒量有限的大平和同桌所有人依次乾杯，幹了十多杯茅台酒。在宴席會場，算是挺了過去，但剛回到住處就穿着西裝栽倒在牀上，聽説我父親費了不少勁才給他解開了領帶。

第二天，即將回到日本之際，周恩來和田中角榮再一次緊緊握手。之後，在告別致詞結束，周圍人羣散去，兩人即將乘機離開之前，周總理拉住了田中首相，兩位傑出領導人的手緊緊相握……這是名副其實的歷史性一幕。

1979年12月7日大平作為首相在北京舉行演講。據説這是外國首腦首次在華演講，日本全國進行了轉播。大平説：“我經常聽説，國際輿論擔憂我國與中國的經濟合作會導致日本對中國市場的壟斷。我必須説，這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知道，中國自己並不希望這樣做。日中關係不應該是排他性的。已故前總理周恩來閣下也曾反覆説過，各個國家應根據自己的意志和能力，同中國建立有序的關係——從中國現代化的龐大事業來看，這是最理想的，也是自然的”。

所以説，在國與國的關係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國民心與心之間的牢固信賴。作為這種信賴的後盾，最重要的是國民之間的相互理解。

這篇演講之後的40年，中國確實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發展。

現在的日本政權回到了大平曾引領的宏池會，以岸田文雄首相、林芳正外務大臣為中心。

我衷心希望，今天日中兩國朋友，不要被日本右派、厭華派，以及中國短視的反日人士等造成的表面現象所矇蔽，對於50年前的原點和原則，須再一次去重温、緬懷。（作者是日本媒體制作人，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外孫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