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美國自我糾錯“神話”基礎已經坍塌

關於美國有可能發生“內戰”的議論，近段時間在美國輿論中明顯增多甚至成為一個嚴肅的學術話題。一些觀察者認為，美國事實上已經陷入“政治內戰”。美國內部的社會撕裂以及政黨極化這些年來持續加劇，短時間內也看不到轉向平緩的趨勢。

以往廣為流傳的“美國具有強大的自我糾錯和制度修復能力”，還能應驗嗎？過去一個多世紀，美國先後經歷大蕭條、民權運動、越南戰爭、美蘇冷戰等內政外交上的重大沖擊，發生過經濟危機、社會動盪和政治對立，但最後都得以克服挑戰，走出雷區。二戰期間，美國從危機中實現由一般性大國向世界性大國的轉變；20世紀80年代，“里根革命”引導美國經濟復甦、徹底走出越戰泥潭；美國還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制度競賽”中以勝利者姿態走出冷戰。凡此種種，使美國輿論中逐漸形成一種關於“美國具有獨特製度優勢”的敍事框架。這種敍事還漂洋過海被其他地方一些人接受和認可。面對近年來美國內部不斷強化的政治對立，不少外部觀察者就認為這並不意味着美國已經出現“政治衰敗”，美國的糾錯機制和制度修復能力將會使其再次渡過難關。

這種“自我糾錯和制度修復能力”，是指對自身的錯誤選擇做出糾正並進行相關制度革新的能力。是否只有美國才具有這樣的國家能力呢？顯然不是。只要一個國家長時間連續存在，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危機性事態，也通常都會表現出一定的自我糾錯和制度修復能力。然而，美國政治語境中的“自我糾錯和制度修復能力”，並不等同於其他國家的類似能力。它所標榜的一個關鍵區別在於，美國的這種能力根植於所謂“美國特性”，是以其憲政體系、民主和法治制度、權力制衡機制等密切相關的一種能力生成，這是美國“制度優越性”的表現，被認為是其他國家難以具備的。

因此，所謂“能力”説辭的背後，心思仍是政治，通過這種話語構建，可以起到激發美國人自豪感、凝聚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作用。從實踐與思想的關係來論，美國“具有強大的自我糾錯和制度修復能力”論，是對美國取得和維持“世界第一”地位的一種事後解釋和神話，但實際卻並不一定如此，比如19世紀60年代，美國為何就沒表現出“制度優越性”、阻止那場殘酷的內戰發生呢？

以往美國表現出的制度糾錯能力，其實存在兩個重要前提：一個是自建國以來直至本世紀初，美國以精英共和與選舉民主為主要特徵的政治體系，一直是以歐洲來的白人移民及其後代占人口絕大多數以及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主流地位為前提，並沒真正碰到種族構成和文化、信仰上的挑戰。另一個是自19世紀後期以來，美國長期是世界最大的工業化國家，工業化及其財富積累為就業和實施廣泛的福利創造良好條件，有利於化解不同人羣間的利益衝突，為政治契約在更多人羣中的擴展提供有力支持。19世紀後期到20世紀前期的選舉權普及，20世紀上半葉“大蕭條”發生後時任總統羅斯福推進的新政舉措，20世紀60年代時任總統約翰遜提出“偉大社會”構想，都以美國實現了工業化為前提，它使一些尖鋭的政治對立能夠通過“利益均沾”短暫化解。

以白人為主的人口結構和以新教為主的宗教與文化體系，保證了以往的“美國人”大體來説是一個情感共同體；工業化的經濟基礎及由此而來的分利安排，保證了以往的“美國人”大體是一個利益共同體。情感和利益上的相關性，才使以往的“美國人”大體成為一個政治共同體。這是美國過去表現出糾錯和制度修復能力的主要基礎。但這些基礎，如今已經走向坍塌。

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在告別演講中説，“既然你們因出生或歸化而成為同一國家的公民，這個國家就有權集中你們的情感。”現在的問題是，今天來到美國的新人羣，其中很多人説的不再是英語，不再以融入美國主流文化體系為圭臬，與傳統“美國人”的共同情感也日益淡薄。美國的人口結構進入新世紀以來已發生巨大變化，最新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雖然傳統白人在55歲以上美國人中仍佔70%左右，但在18至34歲美國人中僅佔一半，在未成年人中更是已經低於50%。更關鍵的，新來移民和新增人口中新教信仰者佔比日益減少，其他信眾及非英語人口占比不斷增大，人口結構及文化信仰上的變化，已經超出美國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形成時的邊界。這也正是美國已故政治學者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的憂慮。

與此同時，20世紀後期以來，隨着一度由其主導推動的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美國逐漸喪失以往在經濟、科技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碾壓性優勢，不再是全球最大工業化國家，而是成了最大虛擬經濟體，這不僅使其霸權體系難以維繼，還倒灌為內政問題，改變了美國內部的經濟社會結構。隨着經濟不平等加劇、不同階層和地區之間利益關聯性減弱，美國今天已無法做到在公民之間“利益均沾”。在共同情感和共同利益都嚴重弱化、國家認同和國內治理面臨重大挑戰的情況下，美國想再通過所謂的自我糾錯和制度修復來化解挑戰已是難上加難。（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