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罐“商標”揭秘800多年前“南海Ⅰ號”來過廣州

【業界新視角】

800多年前的南宋時期，一艘中國式帆船正準備從廣東海域出發去做一筆大買賣。首層甲板堆積大量鐵鍋和成捆鐵條，船艙內陶瓷器等貨物塞得滿滿當當。船剛從港口補給完畢，中部偏後的兩個隔艙碼放的全是裝滿酒水和各種食品的大罐子。這時外面正颳着北風，船長心想借着這風勢，説不定能提前到達目的地港口。然而天有不測風雲，船行至台山和陽江交界的海域時，不幸沉沒。1987年8月，它才被今人發現並最終打撈上來。此後，這艘被命名為“南海Ⅰ號”的宋代沉船，其身世、航行軌跡、前往目的地、沉沒前的最後離岸港口等秘密，經過許多考古工作者的接續努力陸續被慢慢揭開……

1.“南海Ⅰ號”的廣東困惑

2007年，“南海I號”沉船整體打撈成功並順利入駐專為其“量身訂製”的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內，一時間舉國歡騰。經過持續數年的細緻發掘，2019年基本完成了船艙內貨物的提取清理工作。“南海I號”的發現及打撈發掘工作前後歷經三十餘年，見證了我國水下考古從無到有，再到成熟壯大的發展歷程。

根據船型及大部分貨物特點，“南海I號”曾被普遍認為是一條“福船”，從福建一路駛來，不幸沉沒於廣東偏西的海域。隨着考古工作的全面展開和研究走向深入，這艘裝滿浙江、江西和福建等地窯口陶瓷器、大量金銀及銅錢貨幣、黃金打造的奢侈品、鐵器等貨物的“福船”，它的始發港是哪裏，去過什麼地方，要到哪裏去，尤其是它為什麼會在廣東海域沉沒，船上有沒有廣東生產的相關貨物，它是否到過唐宋時期“東方第一大港”廣州？諸多問題一直困擾着中外學者。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定南越後，派出使團從今天的廣州出發，經南海、印度洋出使黃支國（今印度東南部）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正式開闢了溝通東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魏晉南北朝時，不少外國高僧從海上經廣州來到中國傳教譯經，一些中國僧人也從廣州坐船由海路前往印度等地區禮佛求法。唐宋時期，從廣州出發，經南海航路前往東南亞、南亞及西亞、北非等地區，是中外使者和商人們的首選。這條自漢代以來不斷延伸的海道，在《新唐書·地理志》被稱為“廣州通海夷道”，是當時世界上航行里程最長的航線，也是中國與世界聯繫交往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南海Ⅰ號”的沉沒地點正好位於這條航線上。這片海域也是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談》記載官方護送商船離開廣州，準備“放洋”出海的地方。以往研究認為，除沉沒地點外，“南海Ⅰ號”與廣東、廣州無關，這令人十分困惑。

“南海Ⅰ號”第9、10號艙放滿了各種醬釉四系罐，早前發現其中一些大罐肩部還戳有“丙子年”“酒墱”“玉液春”“吳字號”等印文和印花裝飾。隨着發掘工作的推進，又出現了戳有“梁宅”“邱宅號”等印文的醬釉罐。這種醬釉罐胎質較粗松，胎釉結合較差，釉層多有脱落，釉色以青黃、青綠、醬褐、醬黑為主，有些在肩耳部劃寫文字或戳印花卉、印章銘記等。類似的陶罐在沉船以及海上絲綢之路沿岸港口遺址常見出土，如“黑石號”“井裏汶”“華光礁一號”沉船和北非愛扎布港遺址等都有發現。它們的年代上溯可以到8世紀的唐代，下至明清時期，主要用來裝載瓷器、香料、酒水和食品等。海內外學者多把這種儲物罐統稱為“廣東罐”或“廣東器”，認為它們主要產自廣東地區。

“南海I號”出土的醬釉罐，早前有學者認為有些屬於“廣東罐”，可能與佛山奇石窯有關，但最終因為奇石窯已發表的相關紀年材料與“南海I號”的年代有時間差而不了了之。“南海I號”到底有沒有與“廣東”相關的器物？如果有，又是哪個窯口的產品？這些謎團一直困擾着學者們。

2.南越國宮署遺址酒罐上的“商標”成為解謎鑰匙

2021年，“南海Ⅰ號”沉船、南越國宮署遺址及南越王墓攜手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廣東僅有兩個項目獲此殊榮。考古發掘研究表明，早在800多年前二者已結下不解之緣。

南越國宮署遺址位於廣州市老城區中心，自1995年被發現以來引起廣泛關注。考古發掘和文獻記載表明，該遺址是西漢南越國和五代十國南漢國的都城王宮核心區，也是從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統一嶺南至明清時期，歷代郡、州、道、路、府等地方官署所在地，是兩千多年來廣州作為嶺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重要歷史見證。

自漢代以來，地方官署多建於州府的子城（大城所屬的小城）內。唐宋時期，以今北京路為中軸線的廣州古代城市格局基本定型，並一直延續到近代。在宋代廣州子城內，沿中軸線自南向北分佈有州城門（又稱譙樓）、儀門、設廳（古代官府、寺廟之廳堂）、治事廳等主體建築。在這些核心建築的東、西兩側還分佈有其他官員的官署、貯藏武器與錢糧物資的倉庫，以及供州郡長官遊賞的官署園林等。南越國宮署遺址已發掘的區域正好位於宋代廣州知州（兼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日常辦公和處理公務的設廳和治事廳東側。

2005年—2009年，在南越國宮署遺址西北部發掘出一組宋代的大型建築院落的東半部，由庭院、廳堂、天井、水井、廊廡、槽池和多個相連的爐灶等組成。遺址還出土了“皇宋通寶”“淳熙元寶”等宋代銅錢，以及大小不同規格的醬釉罐、青黃釉大盆、黑陶大缸，再結合該建築的所在位置、層位關係，以及1997年該遺址出土的北宋墨書“公使”文字青白瓷碗底等，可以確定該組建築是宋代廣州公使酒庫遺蹟，即《元大德南海志》卷十《舊志諸司倉庫》所説的：“（經略司）公使酒庫，在州治東廡”。

公使庫類似今天的政府接待辦，其存儲的錢帛和釀造的酒、醋等主要用於地方官府的公務接待，它往往位於衙門內以方便取用物資。公使酒庫就是宋代公使庫裏儲存和釀造官府接待用酒的地方。隨着考古資料整理的不斷推進，相繼發現了自銘其功用為“酒墱”或酒名標記的醬釉罐。這些酒名，有稱讚其酒味醇厚的“醇酎”酒，有秋收時節始釀至來年春天成熟以祈長壽的“百花春”酒，有用紅曲釀造、取自唐代詩人李賀“小槽酒滴珍珠紅”詩意的“真（通‘珍’）珠紅”酒，還有酒色清澈氣味芬芳的“清香”酒，更有或以生產年份作標識的“大觀三年”酒、“政和元年”酒，還有以花卉紋作商標的酒。此外，也有可能是因為產能不足，供不應求，公使酒庫還從私人酒坊收買來的“餘宅號”酒、“潘家記”酒等私酒。

2019年，我們在梳理大灣區唐宋時期聚落遺址、窯址和沉船考古發掘材料時發現，“南海Ⅰ號”、佛山市南海區奇石窯和文頭嶺窯也出土了戳印有類似印花或印文的醬釉罐，其中尤以“酒墱”“吳字號”“林字號”“清香”等印文款在三處遺址互有發現而格外引人注目。通過成分檢測，“南海Ⅰ號”出土的醬釉罐內還殘存有酵母、麴黴、青黴等酒的成分，證實這些罐子原來也是裝酒的。這似乎在暗示三者之間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這些酒罐上的“商標”成為解開“南海Ⅰ號”與廣東和廣州的關係謎團的鑰匙。

3.出土文物實證“南海Ⅰ號”上有廣東罐

根據已有研究成果，結合最新發現的線索，2020年7月11日，大灣區相關文博單位業務人員組成團隊，啓動“南海Ⅰ號”醬釉罐產地、集散、流通、消費等相關課題的研究。研究團隊把“南海Ⅰ號”、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醬釉罐，與佛山市博物館和南海區博物館收藏的奇石窯、文頭嶺窯同類標本，從器型、胎質、釉色、紋飾、印款、工藝等細節進行認真觀摩比對，雖然可大體確定“南海Ⅰ號”出土的部分醬釉罐為南海諸窯生產，但還需要有田野調查和正式的考古發掘材料予以支撐。

2021年8月12日，研究團隊奔赴南海區實地考察相關窯址。在南海區獅山鎮奇石窯西門村，研究團隊採集到了奇石窯標誌性的紋飾陶罐標本；而在裏水鎮文頭嶺窯則很幸運地採集到與“南海Ⅰ號”高度一致的印文醬釉罐標本，進一步提高船上部分罐產自於佛山南海的可能性。

在聽取研究團隊前期踏查情況彙報後，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當機立斷決定以“南海Ⅰ號”陶瓷產地溯源問題為導向，指派水下考古中心迅速開展相關工作。隨後研究團隊到“南海Ⅰ號”發掘現場，仔細考察剛做好脱鹽處理的大批陶罐，更意外識別出“乾道直號”和“淳熙十年”紀年款奇石窯醬釉罐。這一發現不但進一步印證了“南海Ⅰ號”最新的年代判斷，還證實了佛山市南海區奇石窯和文頭嶺窯燒造年代下限至少延續至南宋中晚期。

2021年9月，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同佛山市博物館、佛山市祖廟博物館和南海區博物館，共同組成考古工作隊，對奇石窯和文頭嶺窯展開區域性調查和搶救性考古發掘。在奇石窯西門村和奇石村除了採集到“大觀”“紹興”紀年款等罐的殘片外，還出土了很多與“南海Ⅰ號”相近的印文罐殘片。其中在裏水鎮文頭嶺窯發現的與“南海Ⅰ號”的“梁宅”相同的“梁宅酒”印文罐最令人振奮，它進一步確認了“南海Ⅰ號”與佛山南海區之間的關聯，實證南越國宮署遺址和“南海Ⅰ號”出土的部分印文或印花醬釉罐都產自於南海諸窯，三者之間的關係終於水落石出。

4.科技檢測破譯文物基因密碼

研究團隊還藉助科技分析等多學科手段來進一步驗證自己的判斷。

由於古代瓷胎通常採用單一來源的陶土，其微量元素特徵可以確定制胎所用陶土的產地來源。對於施釉陶瓷器來説，覆蓋在器物表面的瓷釉與玻璃一樣，其配方通常有2～3種。目前，古代玻璃的產地研究主要依靠成分分析法，同樣，通過瓷釉成分分析來研究瓷器的產地亦可行。便攜式X熒光光譜分析（XRF）技術是原位、無損的化學分析技術。實踐表明，使用這種技術對古代陶瓷器的窯口判斷作用明顯。

為此，研究團隊委託北京大學文博學院使用便攜式XRF技術對南越國宮署遺址宋代遺蹟地層、“南海Ⅰ號”、南海奇石窯和文頭嶺窯出土的同類型標本進行成分分析，並與廣東、福建可能窯口的標本進行了比對。結果顯示，“南海Ⅰ號”的醬釉瓷器來源雖然較為複雜，但其中相當一部分大罐可明確其產地為南海奇石窯或文頭嶺窯，同時又與南越國宮署遺址的同類產品關係密切。

科技分析和研究表明，宋代南海諸窯址生產的醬釉大罐曾經大量向廣州輸送，是當時的廣州公使酒庫或私人釀酒作坊用來裝酒的容器，又通過地方官府饋贈或貿易出口國外，而“南海Ⅰ號”沉船應該是這些出洋海船中的一艘，該沉船上的部分貨物與廣東省陶瓷窯口生產地和廣州貿易古港直接相關。

5.“南海Ⅰ號”最後的離岸港口

廣州，地處珠江入海口，瀕臨南海，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使之自漢以來就成為中國通往世界的“南大門”。唐代，中國海上對外貿易交往進入第一個高峯期，絕大多數中國僧侶，如義淨等都是搭乘外國商船從廣州出發前往印度求佛法的。開元二年（714年）始設市舶使，與地方長官共同管理海外貿易，廣州成了唐朝唯一設市舶使的港口。天寶七年（748年），鑑真和尚第五次東渡日本失敗，返程途經廣州時見到珠江江面上停滿了裝載着堆積如山的香料、寶貨的外國商船，城裏雜居着眾多的外國商人。此種景象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廣州城西還保存有當年海外蕃商聚居的“蕃坊”和祈風導航的光塔。貞元元年（785年），楊良瑤受命出使阿拉伯地區，他捨棄陸上絲綢之路，改由廣州登船經海上絲綢之路成功抵達黑衣大食，成為目前所知中國第一位由海路抵達波斯灣沿岸國家的外交使節。

1998年，在印尼勿裏洞海域發現了“黑石號”沉船。這艘唐代的商船裝載了大量的中國瓷器，其中包括不少廣東陶瓷器。再結合考古資料和史料，可確定“黑石號”曾停靠過廣州。

1997年，在印尼爪哇海發現了一艘五代十國時期的東南亞籍商船——“印坦沉船”。根據船體結構和船上貨物，以及鑄有“桂陽監”等字樣的銀鋌、南漢“乾亨重寶”鉛錢等，研究者確定它是從當時的南漢都城興王府（今廣州）貿易歸來，在返航途中沉沒的商船。

宋開寶四年（971年），中央政府最早在廣州設市舶司，主要負責對海貨徵税和專賣等。此外，朝廷還要求市舶司及所在地方官員對各國海商舉行宴會熱情接送,海舶初到之時有“閲貨宴”，停靠港口住舶期間提供酒食，離開時設宴歡送。元豐三年（1080年）修定施行的《廣州市舶條》即以廣州來命名的，這個條例是我國乃至世界上最早出現的海上貿易管理基本法。紹興十四年（1144年），福建市舶司長官樓（見圖1）請求朝廷按廣州市舶司的標準來接待海商，得到批准。這些無不體現廣州在宋代海外貿易體系中的重要性。

綜觀歷史文獻記載和沉船考古發現，唐宋時期，廣州作為我國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的地位十分穩固。

這次南海諸窯搶救性考古發掘與南越國宮署遺址考古資料整理研究階段性成果，不僅確定了宋代廣州公使庫和公使酒庫的具體位置，而且表明廣州公使酒庫和私人釀酒作坊裝酒所用的酒墱是由南海諸窯專門燒製的。“南海I號”裝載了大量廣州生產的公使酒和私酒，以及用南海窯醬釉罐盛裝的鹹鴨蛋等航海食品，應是它停靠廣州期間，受到廣州地方官員熱情接待饋贈和貿易所得，這些發現為確認“南海Ⅰ號”到過廣州，最後從廣州港離岸提供了關鍵性的實物證據。這一結論既有考古實物資料堅實支撐，又符合當時遠洋航行規則，更符合大歷史的時代背景，糾正了此前認為“南海Ⅰ號”沒有到過廣州的觀點。

6.未結束的結語

“南海Ⅰ號”是宋代南中國海至印度洋國際貿易圈繁榮的重要見證。這是當時造船航海技術的進步、地區商品生產的集中、航線及沿岸貿易港口城市的繁榮、海上貿易管理制度的日漸完善的必然結果。經過考古類型學比對+現場考古發掘+科技考古等多學科研究方法，最終釐清了南海諸窯、南越國宮署遺址、“南海Ⅰ號”沉船三者之間的關係。“三南”合作研究以及將聚落考古的方法應用到水下沉船發掘和研究的模式，為確定海上貿易商品產地、海絲沿岸貿易港口、海上航線、消費終端市場，重構船上社會生活和海上國際貿易網絡等，創新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成果，提供了新視角、新方法、新模式，未來可期。

文物和遺址是歷史的“活化石”，是傳承和展示歷史最好的物質載體。佛山市南海諸窯考古發掘、“南海Ⅰ號”和南越國宮署遺址最新研究成果，為構建和復原更加完整、更加清晰、更加生動的宋代陶瓷生產、海外貿易、市舶管理等歷史圖景，講好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故事和廣東故事，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作者：肖達順，系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館員；李灶新，系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長、研究館員；潘潔，系南越王博物院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