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德文：建交50週年，如何續寫中德經貿成功故事

10月11日，中德兩國將迎來建交50週年紀念日。然而，近一段時間以來，“減少對華經濟依賴”的聲音在德國漸起，一些研究機構甚至開始評估與中國“經濟脱鈎”的風險。

事實上，對德國而言，損害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無異於“自毀前程”。這是因為，過去20年間中國和德國在經濟方面的成功其實可以寫進同一個故事。對德國而言，搭上中國經濟快車意味着經濟增長得到巨大的產能和市場支撐。對中國而言，與德國的合作有利於得到先進技術和產業升級換代。中德雙方在經濟增長上互為“外生動力”，這種互利雙贏的合作結構顯然不是任何政治勢力可以輕易瓦解的。據德國官方統計，中國已連續6年成為德國最重要貿易伙伴。2022年4月，中德貿易總額為271億歐元，遠高於德國和美國同期193億歐元的貿易總額。

觀察近年的中德經貿關係，有三個變化值得注意。一是德國對華出口總體呈現下降趨勢。2022年4月，德國對華進口額184億歐元，同比增長12.3%，而對華出口額為87億歐元，同比下降4.5%。同期德國國際貿易總額為2492億歐元，貿易順差36億歐元，而對華貿易逆差為97億歐元。二是德國近些年的經濟增速遠低於中國。2000年德國GDP為1.95萬億美元，是我國的1.6倍。到2021年，德國GDP為4.23萬億美元，只相當於我國的1/4。三是中德經貿結構的互補性正在發生變化，德國對於我國在資本、技術方面的優勢不斷縮小，我國勞動力成本與德國之間的差距也在縮小。在中德經貿合作的傳統領域，如汽車製造、化工、機械設備、數據處理設備、電子電氣和光學產品等方面，德國與我國合作的產業優勢逐漸縮小。

形成這些變化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國是典型的發達工業經濟模式，而我國是發展中工業經濟模式，中國的人口數量、市場規模和生產能力遠超德國。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的持續衝擊下，德國經濟前景恐怕不容樂觀。但是，放眼未來，續寫中德經貿成功故事仍是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能的。

一是我國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可以給包括德國在內的全世界所有企業提供更多市場機會和更好的競爭環境，為減少雙方貿易不平衡創造更好的條件。在這方面，德國應着力緩解國內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之間因從中德合作中獲益不同而產生的“集團分歧壓力”。近年來，雙方合作已經擴展到數字經濟、綠色環保、工業互聯網、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新領域，有助於減少德國一些利益集團對中德合作的負面影響。

二是以中德務實合作的進展有效化解歐盟範圍內廣泛存在的“對華競爭壓力”。2019年，歐盟明確把中國定位為“制度性對手”，這種輿論氛圍強化了德國對華施壓的政治依據。由36個工業行業協會組成的德國聯邦工業聯合會主席曾公開呼籲，歐洲企業在開展對華合作時都應要求中國“完全對等開放市場”並遵守“國際規則”。其實，這不過是希望從中德合作中獲取更大利益的説辭而已，完全可以通過建設性的協商來解決問題。

三是德國應增強在政治上的自主性，減少西方集團內部“道德壓力”的消極影響。近年來，美國要求其盟友採取共同行動在經濟上遏制中國的力度越來越大。默克爾政府對美國的“抗壓能力”較強，在維護德國利益的同時積極推進中德務實合作。如今的中左翼政府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更大，化解聯合政府內部黨派之間、國內利益集團之間矛盾的能力有待增強。

展望未來，雖然中德經貿合作的“大環境”和“小氣候”都面臨不小的挑戰，但發生結構性危機的可能性並不大。這是因為，由於較早實現現代化，美西方國家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是難以改變的現實。按照“冷戰思維”重建以“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劃線的“西方政治圈”已不可能，更何況是打造一個同樣封閉的“西方經濟圈”？即使在冷戰期間，這樣的“西方經濟圈”最終通過“石油危機”帶來的也是災難性後果。當時，美國是通過收割西德和日本“韭菜”的方式來度過危機的，相信德國人沒有忘記這一點。2005年到2021年，默克爾執政期間積極強化與俄羅斯的能源合作、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使德國經濟增長獲得強大的外生動力，不僅摘掉“歐洲病夫”的帽子，而且在歐盟成員國中成為經濟穩定增長的“帶頭大哥”。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疊加之下，德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一些深刻變化。但是，只要德國政府秉持默克爾時期的自主精神，中德經貿合作就仍然可以繼續書寫成功故事。（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