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陽少俠：美國為啥這麼偏執霸道？挖一挖美國霸權主義的歷史文化基因

2022年10月6日，中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挫敗美西方提出的涉疆決定草案。這不只是中國的勝利，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勝利和國際公平正義的勝利，説明美西方長期以來以人權為工具欺凌遏制發展中國家的圖謀再次遭受失敗。

多年來，美國外交實踐就像一包M&M豆，雖然糖衣顏色五花八門，但每粒巧克力豆味道卻一模一樣——純正的霸權、霸道、霸凌風味。

究其原因，正是美國獨特的宗教傳統、文化淵源和歷史軌跡，從根子上深刻塑造了其政治外交邏輯，給美國對外政策打上了明顯的霸權主義烙印。

一、羅馬情結與尚武基因

從民族結構看，美國雖是一個多種族移民國家，但仍將盎格魯-撒克遜白人移民文化奉為主流，事實是歐洲文明在北美大陸的延續，也繼承了歐洲對羅馬帝國的認同。 建國之初，美國的“國父”們就嚮往、效仿羅馬帝國，包括喬治・華盛頓在內的一眾政治家都是“精神羅馬人”。美國在設計政治體制時便多處刻意效仿羅馬帝國，對憲法的高度重視也與古羅馬奉行法典治國的傳統一脈相承。 無論建築佈局還是構型，華盛頓城都在向羅馬城致敬。

在聯邦黨人發表堪稱美國政治思想基石的《聯邦黨人文集》時，其所用筆名“普布利烏斯”正是一位古羅馬共和國時期的著名英雄。美國的白頭鷹國徽則是古羅馬鷹徽的北美版。

美國不僅參議院與古羅馬元老院同名，其國會大廳牆壁還懸掛有象徵古羅馬執政官權威的法西斯束棒青銅浮雕，國會大廈所用的大理石更來自意大利，寓意美國的先父們要把國家建立在古羅馬的基石上。

美國政客常常以羅馬帝國的“繼承者”自居，熱衷於“角色扮演”。 歷史上許多美國政客的軌跡也很“羅馬”——有人是大搞權謀的凱撒，有人是製造分裂的狄奧多西，有人是沉迷聲色的安東尼，有人是征伐無度的圖拉真。條條大路通羅馬，而去向白宮的路可能是裏面最近的一條。

在這種心理下，美國政府自然也繼承了古羅馬崇尚武力、熱衷擴張的基因。古羅馬王政時期至共和時期近800年，僅有兩段短暫的和平時期。與此相似，美國240多年的歷史上，只有16年沒有打過仗。1789年到2022年，美國在海外發動了469次軍事幹預行為，僅冷戰結束後至今的短短30年間，就發動了251次。

為開疆拓土，美國政府甫一獨立就掀起了長達一個世紀的“西進運動”，通過多次戰爭從印第安原住民及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殖民者手中奪得大片土地，並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

二戰後，美國一躍成為世界軍事霸主，長期維持高額軍費投入，保有最強大的核打擊力量和航母編隊，近400個海外軍事基地遍及除南極洲外的六大洲、四大洋，控制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戰略要地，海外駐軍常年維持在30餘萬人。

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挾“一超獨霸”之威，先後參與或發動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敍利亞戰爭等。過去20年，美國以反恐之名，在伊拉克、敍利亞、阿富汗發動的軍事行動造成超過80萬人死亡，其中約有33.5萬是平民。上述國家無不深陷混亂、失序、倒退的泥潭。 當下，美國戰爭活動向多領域、多維度趨勢發展，從直接發動戰爭到支持代理人戰爭，從煽動他國內戰到製造國家間衝突，從傳統軍事戰到新型經濟金融戰、科技網絡戰、輿論信息戰，變本加厲、花樣迭出。為維護全球霸權，美國視全世界數千萬民眾最基本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為無物。

然而，“國雖大，好戰必亡”。古羅馬帝國曾建立跨越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稱雄世界，但也逃不過呼喇喇大廈終傾的命運。

同樣，美國在國際上樹起靶子、挑起衝突，甚至不惜以“殺敵一千自損八百”方式全方位遏制打壓“對手”，給世界帶來動盪不安，不僅不能解決自身問題，也勢必受到反噬。

二、宗教狂熱與偏執基因

美國以基督教立國。 17世紀初，一批懷有強烈宗教激情的歐洲清教徒，為逃避宗教迫害來到北美大陸。這些基督教新教信徒自認為是上帝選民，肩負着建立“山巔之城”、拯救世界的神聖使命。自此，基督教傳統始終伴隨美國發展進程。

如今，宗教因素深植美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美國有63%人口是基督徒，宗教“產業”每年對美國的經濟貢獻金額高達1.2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第15大經濟體2021年GDP總量。

2018年皮尤民調顯示，美國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國家，但也是富裕國家中宗教性最強的”。美媒VOX評稱，“絕大多數富裕國家宗教性不強，但55%美國人每天禱告，在統計學上是反常的。”

本質上，美國是非典型的世俗國家，形式上實施政教分離體制，但民族性格、思想觀念、行為模式等仍深受宗教浸染。 這種精神層面和現實層面的巨大鴻溝也是美國價值理念扭曲、極端化的主要“病灶”。

首先，基督教的二元對立哲學觀決定了美國“二極管”痴症。 自創教以來，基督教抱持非善即惡的二元對立思維，主張“非我教類，其心必異”，不僅不斷排擠各地的多神教，更長期迫害一神教中同根共祖的猶太教、伊斯蘭教。

近年來，美國政客不斷操縱煽動民眾的“宗教激情”，將中、俄等國塑造為“撒旦”，發起西式民主的“十字軍東征”，就是這種思維的明證。

其次，基督教中對“信士”與“異教徒”的區別對待是美國對外政策“雙標”頑疾的病根。 新教“因信稱義説”強調，只有信仰基督才是無罪之“義人”，不信基督便是戴罪之身，低人一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只適用於基督徒間，異教徒不配享有。

這正是美國在國際上赤裸裸雙標行徑的源頭： 只有美西方國家的才是民主的，不姓資的國家一定是專制威權的；恐怖襲擊只有發生在西方國家才是恐襲，發生在其他國家就叫“被壓迫者的絕望反擊”；騷亂髮生在西方國家才是“叛亂”，發生在其他國家就叫“美麗的風景線”。

第三，對“救世論”的狂熱造就了美國的“教師爺”心態。 美國前總統威爾遜曾宣稱，美國旗幟不僅是美國自己的旗幟，也是全人類的旗幟，到一定時候，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將要轉向美國來尋求那種奠定一切自由基礎的道義力量”。在這種宗教狂熱下，美國人認為自己有責任“拯救”那些在非美式民主制度中“沉淪”的普羅大眾。

在世界經歷了“三次民主化浪潮”、蘇聯解體等劇變後，山姆大叔更加志得意滿、不可一世。美國政治學家福山曾斷言美式民主制度是“歷史的終結”。美國抱持這種自我感動式的救世心態，將“天賦使命論”當作肆意干涉他國內政、推廣“普世價值”的理論依據。

根深蒂固的宗教傳統使美國在制訂和實施對外政策時，始終無法擺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枷鎖，總是“那麼普通，卻那麼自信”。

然而，隨着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美國霸權優勢日益減少，優越感、使命感逐漸消退，焦慮感、失落感不斷加劇，反映在外交上，就是為了歇斯底里維護霸權地位而做出的各種出格行徑。

三、實用主義與利己基因

北美早期移民普遍信奉新教教義中的務實精神，使得美國人從文化根性上注重實利、追求功利。 此後在美國本土又誕生了信奉“有用即是真理”的實用主義哲學，在20世紀成為一種主流思潮，許多同時代的美國政客均深受影響。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視實用主義為“美國精神”，培養了美國人的務實作風和進取精神。而實用主義邏輯體現在美國外交戰略中，就是鮮明的現實主義導向和美國利益至上。

在美國政客眼中，所謂盟友只是維護霸權的工具。正所謂“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殘害朋友不是不行，只是得加錢。

從以漢密爾頓為代表的聯邦黨人倡導“利益外交”開始，美國同盟政策以現實利益為重的傳統延續至今。為了在冷戰後制衡中蘇，美國對日本戰爭罪行“手下留情”；為了維護經濟霸權，里根政府用“廣場協議”絞殺日本；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政府頻頻毀約退羣；為了對華圍堵遏制，拜登政府又四處拉攏拼湊“小圈子”；為了搞垮俄羅斯，美國不斷向烏克蘭輸送武器，讓歐洲盟友在能源緊缺的寒冬中瑟瑟發抖。

對美國而言，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只是維護美國製度性既得利益、不斷榨取世界價值的遮羞布，國際組織和條約是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旋轉門。

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和最大發達國家，美國不負責任的經濟政策加速全球治理失序。當覺察到自身霸權走向衰落，美國便開始不擇手段濫用美元主導地位和全球金融體系控制權，執行對抗性貿易政策，惡意製造全球經濟和金融動盪，利用世界性危機收割“羊毛”、坐收漁利，滿足自身經濟復甦需要。

在美國眼中，對外政策是充實政客、黨派及背後金主腰包的投資組合。由於受到利益集團的操縱擺佈，美國外交因此在戰略目標、戰略手段上時常左右互搏、自相矛盾。

這種實用主義模式體現在對華政策上，就表現為美國既想保持對華強硬基調，又在有求於人時尋求同中國合作，既要對華打貿易戰、打造排華聯盟、對華“脱鈎”，又難捨中國的巨大市場，要求中國更加開放、向其讓利。一邊壞事做絕，一邊好處佔盡。

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美國一夜之間成為世界暴發户，甚至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共主。得意忘形之下，美國曆史文化基因中善的一面逐漸隱沒，霸權主義的特徵卻顯露無疑。 羅馬文化中的以法律己的基因變成隱性基因，霸凌他人的基因倒成了顯性基因；基督教文化中的自身虔信基因變成了隱性基因，剷除異端的基因倒成了顯性基因；實用主義文化中的務實基因變成了隱性基因，自私自利倒成了顯性基因。

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國家一旦登上霸權王座，或全面腐化，或擴張無度，外部環境四面楚歌，社會矛盾日益尖鋭，直至失去平衡、滿盤皆輸。 霸權主義註定如流星般消失在人類社會的萬古長夜中，化為湯湯大勢中一出出“屠龍少年終成惡龍”的荒誕戲碼。

奉勸美國一句，切莫“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美國鼓譟的偽民主、偽人權的虛假敍事騙得了無涯過客，但擋不住陳王奮起揮黃鉞。美國喪歌猶未盡，東方已泛魚肚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