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從俄烏衝突觀察世界政治的本質

俄烏衝突是推動和深化世界政治學研究的一個契機。筆者對世界政治學的一個簡單定義是：世界政治思潮誘發的國內製度變遷以及由此塑造的國際關係與世界秩序。顯然，政治思潮，而不是傳統的地緣政治或者經濟利益，是研究世界政治變遷的一個重要單元。有了這樣一個研究單元，我們就可以對俄烏衝突有更深層結構的認識，不但為理解國際關係提供新視角，也為如何理解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間關係提供教益。

幾個世紀以來，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一直主導着世界體系的構建過程。他們中的不少人認為，俄羅斯人是有着一副白人外表、信奉東正教的韃靼人。由此給人的啓示是，一個非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巨型國家，不管實行什麼制度，只要發展起來了，就會被視為威脅——威脅到300年來建立的只能由盎格魯—撒克遜人居食物鏈頂端的世界體系。

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引進的社會科學、包括國際關係理論，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一些人的觀念和思維方式，以“實力政治”“均勢”等詞彙構成的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理論代替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等反映世界政治本質的理論，以為各國可以相互依存且共同依存於美國人主導的國際制度，以為美國人主導的國際政治正在朝着更文明的方向演化。俄烏衝突告訴我們，西方文明的野蠻根性並沒有變，帝國主義依然是世界動盪不安的根源，霸權主義依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攔路虎。在某種意義上，世界政治猶如生活政治，一個村莊的惡霸家族長期靠收保護費而欺壓莊鄰，突然間，一個發家致富的人家不願意再交保護費，並影響其他莊鄰也爭取平等權，進而動搖了惡霸家族的地位和合法性，惡霸家族自然會無所不用其極進行打壓。世界政治遠比生活政治險惡，這是因為文化上的民族性、政治經濟結構和軍事體制決定了其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必然性。

擴張的民族性。民族性是理解世界政治的起點。那麼，“西方人”具有什麼樣的民族性呢？威廉·麥克尼爾這樣總結:“當人們把它們與其他主要文明形態對比以後……歐洲人嗜血好戰的特性才能被認識。”歐洲人“根深蒂固的魯莽好鬥的性格”，“使他們能在約半個世紀內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並只用了一代人的實踐就征服了美洲最發達的地區”。

歐洲式現代國家是什麼屬性呢？答案是與生俱來的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我們一般把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看作是歐洲式現代國家的起點，在筆者看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事實上有兩個後果，一是催生了現代國家，即以民族為單位的國家的誕生。民族國家是一種具有天然的民族主義訴求的現代國家，具有與生俱來的擴張性或帝國主義性；二是具有擴張性的現代國家所奠定的世界體系。好戰的民族性、擴張性現代國家，藉助通過海外貿易形成的資本主義精神，世界性網絡就此編織起來。這事實上是一張帝國主義網絡，在理論上被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稱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具有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性質的民族國家的誕生，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廓清了道路；反過來，資本主義讓一些民族國家更加貪婪。

戰車型政治經濟體。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中的美國是一個資本權力怪獸驅動的“戰車型體制”，加之其與生俱來的民族擴張性，其對外擴張的動力前所未有。美國人自稱“原則與利益”是其對外政策的兩個標準。在筆者看來，“普世價值”原則只是一種美麗的言説。要不然，已經實行了“自由市場”“自由民主”的俄羅斯，為什麼依然遭到美國的無情擠壓？真正發揮作用的還是其國內體制造就的資本權力怪獸。

形成於農業社會時代的憲政體制，根本性地約束着大眾權益而最有力地保護着寡頭利益。美國最強大的寡頭力量無疑是“軍事工業複合體”。它是這樣一個政治鏈條：軍工企業(包括眾多的研發機構)—選民—議員—政治企業家(靠政治遊説而謀生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和智庫)。沒有戰爭的話，這個鏈條靠什麼維持？其路徑依賴是沒有敵人也要找出新的敵人，結果變成一個又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敵人越來越多。

在這個意義上，全球性對抗式的冷戰是一種符合資本權力利益的國際制度安排。很多人原以為，冷戰之後世界會更太平，結果失去制衡的美國更加肆無忌憚地發動戰爭，戰爭頻次比冷戰時期更高了。冷戰剛結束，美國就在海灣打了一場不對稱的高科技戰。這場戰爭可謂美國軍事工業發展水平的試驗場，也為軍事工業找到更大市場。

嚐到甜頭的美國更加放任其擴張體制，軍事霸權從無停頓。先是通過伊拉克戰爭和支持敍利亞內戰等搞亂大中東秩序之後，美國又加劇了與俄羅斯和中國的緊張關係。美國對俄羅斯實行冷戰時期的遏制戰略，試圖再次通過遏制而促使其國內政治劇變。這是俄烏衝突的一個直接背景。

帝國主義軍事組織。美國主宰的北約由原來的12個成員國擴展到30個，其帝國主義擴張性毋庸置疑。在現實主義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看來，帝國主義是一種改變狀性結構的行為模式。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最初向俄羅斯承諾絕不東擴，到後來的五次東擴，甚至要把烏克蘭納入其中，直接威脅到俄羅斯的生存空間。不僅如此，北約還要把觸角伸向亞洲，試圖變成“全球化北約”。

這樣，文化上的民族主義擴張基因、政治經濟上的戰車型體制以及軍事上的帝國主義軍事組織，決定了霸權主義政治的現實必然性和長期挑戰性。（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