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法德軸心”為何陷入待機狀態

法德兩國從和解走向合作進而成為歐盟“軸心”，曾經是歐洲大國協調的典範和區域一體化的主要驅動力。但在近年來歐洲政治的紛繁變化尤其是烏克蘭危機的衝擊下，兩國在歐盟的領導力均有所下降，法德通過“強強聯手”來主導歐洲事務的空間受到擠壓，“法德軸心”的能見度下降甚至進入待機狀態。

究其原因，首先是內部政治變化在法德兩國導致了不同程度的政策內向化和保守化傾向，削弱了雙方的對外政策協調，這是造成“法德軸心”脱力的主要問題。德國的三黨聯合政府不得不把更多施政重點放在內政問題上，政府內部的黨派利益協調也消耗掉大量政治資源，同時還要應對作為反對黨的基民盟的強勢；法國總統大選和議會選舉的結果是加劇了反對黨從左、右翼對政府的包夾態勢，儘管馬克龍總統擁有在外交上乾綱獨斷的權力，但面對國內的強烈批評也不得不在外交中體現更多“服務於法國利益”的色彩，很難回到當初既要在歐洲指點江山還要去主動博弈大國關係的境況。

這種“國內利益優先”的政策目標，意味着法德各自的利益將逐漸凌駕於兩國共同利益之上，這也成為“法德軸心”正常運轉的一個主要政治障礙。

其次，此前讓“法德軸心”能夠協調到位併發揮作用的場景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雙方的傳統分工模式還無法適應這種改變。“法德軸心”有效運轉的基本模式是法國主導政治方向、德國提供經濟支撐，在外交上法國負責南向、德國關注東部。但在德國逐漸實現從經濟到政治的影響力提升過程中，法國的經濟改革則沒能為它維持政治主導創造足夠的支撐。在歐盟財政等問題上對德國的進一步依賴，使得法國的政治主導變得更加空洞。

在烏克蘭危機刺激下，德國開啓了以加速軍事化為標誌的安全政策轉向，並立志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常規武裝”，安全將成為法德分工合作的新領域。往好處説，這可以彌補英國脱歐後產生的歐洲安全短板，往壞處説，德國軍事實力的增長會對“法德軸心”提出“誰指揮誰”的問題，尤其是在兩國的戰略文化和安全關切並不一致的情況下。

再者，歐盟內部權力結構的變化也成為制約“法德軸心”正常發揮作用的重要因素。在英國脱歐後，“法德+”模式遲遲未能成型，限制了兩國在歐盟內部擴大影響、提升領導力的空間。為應對德國在“後默克爾時期”可能出現的“弱政府”狀況，法國曾試圖通過《奎里納爾宮條約》拉意大利入局，以組成更具影響力的新“三駕馬車”來幫襯“法德軸心”，但德拉吉政府倒台和疑歐的極右翼政黨挺進，讓法國的盤算基本落空。

更糟糕的是，烏克蘭危機提升了以波蘭為首的中東歐國家在歐盟內部的話語權，它們在對俄立場和有關歐洲安全的問題上與美國更合拍、與法德更疏離，而更多主張對俄緩和的法德則在外交失靈、軍力不濟的情況下失去部分影響力，甚至一度成為西方內部政治正確性的出氣筒。況且無論從政治觀念、安全目標還是經濟利益出發，法德都很難接受和波蘭組成新的權力搭檔。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儘管德法在先後完成選舉週期後很快就實現了領導人會晤並保持了友好合作姿態，但現實是兩國又常常在同一問題上持不同立場併發出不同聲音。馬克龍希望建設一個以歐盟為核心的“政治共同體”來重整歐洲秩序，朔爾茨則強調歐盟的“加速擴大”才是解決歐洲問題的良方；在與俄羅斯的能源博弈中涉及核能、天然氣限價等問題上，法德也常常站在彼此對立的立場上。這種景象與此前法德之間雖有分歧但還能通過妥協達成共識的情況不同，現在雙方的立場分歧之大幾乎沒有可以妥協的交集，內部的相互排斥似乎正在取代相互磨合成為“法德軸心”的主軸，在內政因素作用下雙方尋求相互妥協的意願和能力都在下降。

在2019年1月締結的《亞琛條約》中，法德不僅確認將把兩國關係“提升到新水平”，要“為歐洲在21世紀面臨的挑戰做好準備”，並且“深信法德合作對於建立統一、高效、主權和強大的歐盟具有決定性意義並不可或缺”。話雖如此，兩國還是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1963年簽署的《愛麗捨宮條約》標誌着“法德和解”併為此後的歐洲一體化奠定大國協調的基礎，但從目前“法德軸心”處於待機狀態的現實來看，本來想要為“法德協調”夯實基礎、指明方向的《亞琛條約》還沒有體現出實際效果。

很難説眼前的情況比60年前更糟糕，但“法德軸心”要實現重啓的問題和挑戰顯然更加複雜，需要在解決政治民粹化和保守化、儘快適應形勢變化並實現合理分工、體現政治包容來擴大協調範圍等方面同時着手發力。但這一切都需要時間和相對寬鬆的環境，而這些都是目前法德和歐洲十分稀缺的條件。（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