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棟：美國社會動盪是因為“精英過剩”?

美國社會進入新一輪動盪期。一些美國學者把這輪社會動盪的根源解釋為“精英過剩”。這種理論認為，美國過剩的精英，尤其是就業前景黯淡的知識分子，是導致社會動盪的一個重要根源。這種解釋其實並不新鮮。在上世紀60年代，很多人就認為哲學和社會學教授與研究生們，是歐洲極左浪潮中的主要引導性力量。但這最多隻能算是一種現象，真實原因肯定不是這麼簡單。

美國的社會動盪具有歷史週期性特徵，已經有幾輪了。獨立之初，美國還是邦聯制，各州經濟割據，各自為政，不到400萬人口卻擁有至少13種貨幣。很多回家種地的老兵活不下去，謝司起義就爆發了。美國被迫改制，制訂憲法，建立強有力的聯邦制等，才渡過建國第一難關。從那以後，美國每過幾十年就會有一次大規模社會動盪，最終大多要通過政治體制調整來解決。也正是因為這些動盪、矛盾、衝突與政治調整，美國才建立了今天的政治制度。

這一輪的美國社會動盪，主要是以下三大轉型所致：一是美國經濟經歷了從工業化向信息化時代的轉型。經濟結構的變化，同時也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大量中下層工人，在這個轉型中失去比較優勢，要麼通過組建強大工會，把經濟問題政治化，來維護自身利益；要麼選擇躺平，失業下崗，領些救濟金，過着悠閒但不體面的生活。

二是美國經濟經歷了從國家經濟向全球經濟的轉型。美國曾經擁有相當完備、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二戰時期，美國強大的工農業能力不僅供養了自己，還支持了大半個盟國體系的反法西斯戰爭。二戰結束以後，整個西方陣營都被整合到美國旗下，美國主導了西方經濟體系。但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已經不再具有曾經的獨立性，被動與其他西方國家聯動起來。冷戰結束後，西方經濟體系又進一步擴大為全球範圍。美國經濟既是經濟全球化的領頭羊，又是經濟全球化的改造對象。美國擁有了從全球經濟汲取財富的能力，但也導致更多的經濟環節和就業機會外流到其他國家。

三是美國經濟經歷了從自由經濟向霸權經濟的轉型。美國謀求霸權所需的創新能力單靠美國一個國家的人才難以支撐。所以汲取世界精英的能力本身就是美國霸權能力的核心組成部分。美國經濟的壟斷性也使美國企業尤其高科技企業更願意選擇勞動積極性高但政治參與度和社會活動積極性低的新移民，以規避國內強大的工會並逃避社會壓力。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對霸權的追求與企業對壟斷的追求是同構的。

這三大因素導致美國就業市場的一個獨特現象：在整個國家高就業率背景下，特殊羣體失業率又非常高，結果導致美國出現三大就業羣體和兩大失意羣體。

第一大就業羣體是以上層白人為主體的美國本土精英。這個羣體是美國各界中的“領袖人物”，很多美國大公司雖有很多移民，但組織框架的設計以及戰略管理仍是以本土精英為主。第二大就業羣體是以亞洲移民為主體的高科技勞工，以來自中國、印度和韓國的移民居多。可以説，亞洲移民及其後代是美國高科技企業的關鍵底部。第三大就業羣體是以拉丁裔為主體的勞工羣體，他們在美國的物流等行業是挑大樑的。

與三大就業羣體相對應，美國還存在兩大失意羣體。第一大失意羣體，是以下層白人為代表的原中產階層。這些人的政治素質較高，權利意識也強，但勞動素質不一定比移民強，在就業競爭中逐漸被淘汰下來。強烈的落差讓這些人中一部分成為反全球化的左派，另一部分則成為反移民的右派。共和黨的特朗普和民主黨的桑德斯，都在這個羣體中找到龐大而堅定的支持羣體。第二大失意羣體，是以非洲裔為代表的原勞工階層，他們這些年來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意願也在上升。這些底層的職業社會人和政治人，成為美國這輪社會動盪的主要力量來源。

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越高，跨越社會階層所需要的知識就越複雜，所需要的財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導致社會階層的階層化。在美國，一些少數族裔已經在街頭上“流浪幾代人”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國的方法是救濟與補貼，讓窮人能夠活下去。尤其是在疫情期間，美國進行了多輪經濟刺激，發放多輪補貼，總額已達幾萬億美元。這些措施雖然在短期內保護了弱勢羣體，緩解了社會矛盾，但也積累了更長期的債務危機、更難處理的通脹壓力等。這會導致更加嚴重的社會動盪和衝突。為了對沖危機、緩解壓力，美國現在又通過升息去打壓通貨膨脹。美國這一招，在國內導致資本價格下降，損失的主要是高淨值者，相當於劫富濟貧。在國際上，美國又是在劫貧濟富。美國加息導致不少國家貨幣貶值，經濟困難，大量資金進入美國。

但不管是美國國內民眾還是世界其他各國，作為“韭菜”的自覺性和忍受力都是有限的。長期來看，美國政府這些招數只能延後危機，不能解決危機。最終，美國還是要像歷史上的幾輪社會動盪一樣，通過政治調整來階段性解決問題。（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