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彬：日本能打破情緒政治的怪圈嗎

日本自民黨和公明黨19日召開執政聯盟工作組第一次會議，討論年底要修訂的《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大戰略性文件。兩黨在對華態度上未取得一致：自民黨認為，中國應被視為“重大威脅”，公明黨則強調需要對話。可見，“情緒政治”依然主導着日本政壇。

岸田文雄執政已經一年，日本媒體和學界對他這一年的總結是“ 凡事檢討（研究）而不作為”，因此給了他一個“檢討使”的綽號。內政的不作為，疊加國民對自民黨尤其是安倍派和“統一教”關係的反感，幾乎所有日本近期的民調都顯示不支持岸田內閣的國民佔據多數。個別日媒甚至猜測岸田內閣的倒計時已經開始，他任命長子為首相秘書官一事，也被解讀為“政權臨終症候羣”。筆者無意分析岸田內閣是否進入倒計時，而是想基於對本世紀以來日本政治經濟的觀察，試着尋找日本政治和政壇的“詛咒”。

21世紀一開始，日本政壇颳起“小泉旋風”，也被稱作“小泉劇場”，小泉純一郎宣稱要“摧毀舊的自民黨”來進行“構造改革”。小泉踐行新自由主義，對美國小布什政權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近乎無條件支持，不惜打破日本政治禁忌和政壇傳統，派遣自衞隊到伊拉克，留下“自衞隊去的地區就是非戰鬥區域”的笑柄。對伊拉克戰爭，如今差不多有了定論，而對小泉新自由主義政治的清算在日本卻近乎半途而廢。岸田上任伊始，就宣佈和新自由主義的切割、提出“新資本主義”，卻沒有太多具體作為；安倍遇刺，則揭示了“小泉劇場”的後續：以情緒的增長代替經濟的增長。

本世紀初，隨着日本人口拐點的逼近和金融危機及壞賬的影響，日本學界和政界的保守派提出“像曾經的英國一樣光榮地衰落”以及“不再謀求經濟增長而是提高幸福指數”等觀點。小泉純一郎的“靖國神社參拜政治”可以算是日本新世紀情緒政治的始作俑者，也為安倍的歷史修正主義政治打了前站。所謂情緒政治，就是唯心論下的選舉政治，是背離價值的“價值觀政治”，它很容易被邪教與極端價值觀及情緒所綁架和趁隙而入。參考“統一教”的“靈感商法”，筆者將本世紀以來自民黨的情緒政治稱為“靖國商法”：把靖國神社裏供奉的甲級戰犯“神格化”，混淆戰前戰後的區別，將國民悼念情緒放大化轉而操縱選舉議題以謀求選票。

同樣是本世紀初，丹澤爾·華盛頓主演的《訓練日》獲得奧斯卡大獎。裏面有一段台詞很具啓發性：哭和笑都是你自己的尊嚴也是你的財富，不要被別人所操縱。日本的情況恰恰相反，自民黨保守派和保守媒體一起操縱國民情緒，試圖用情緒的增長代替經濟的增長，日本政界人士的命運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操縱民眾情緒的技巧和媒體合作與否。

不少日本媒體就像跟魔鬼簽約的浮士德一般，不再為國民福祉發聲吶喊，而是在最近幾屆內閣的浮沉中享受權力的快感。

一個為了選票，一個為了廣告，政界和媒體的勾結使得日本情緒政治癒演愈烈，這在某種程度上是釀成安倍遇刺悲劇的一個主要原因。從“國葬”引起的風波可以看出，日本國民對這種情緒政治的厭惡，而岸田內閣能夠在宣示告別新自由主義後告別情緒政治嗎？估計很難。開口閉口價值觀的岸田內閣和自民黨割裂了價值觀與價值的聯繫。脱離價值基礎的價值觀很可能將情緒政治轉化為“仇恨政治”，山上徹也出於對“統一教”的仇恨最終舉槍射向安倍晉三。對外，開口閉口價值觀的岸田內閣在為自己四面樹敵：不僅視俄羅斯和朝鮮為威脅，也把中國作為潛在對手，和韓國也因在“慰安婦”和勞工等問題上的相左而齟齬不斷。

安倍遇刺後，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成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論調的代表。有日本媒體形容，對岸田內閣來説，很可能將是“成也麻生敗也麻生”。與這樣的麻生做切割，對岸田來説是提高支持率、迴歸自己鴿派本色，並挽救日本獨立性的一條捷徑。

在台灣問題上，岸田文雄本人和保守派政治人士並不一樣，他的用詞一直是“兩岸問題”而非保守派的標配“台灣有事”。希望岸田內閣能夠打破日本情緒政治的怪圈，更不要掉入“仇恨政治”的深淵。因為情緒的增長不能代替經濟的增長，而經濟的增長不僅對日本至關重要，對後疫情時代的全球也同樣至關重要。（作者是華僑大學客座教授、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前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