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俊傑：歐洲政治精英應走出“封閉循環”

提到戰後歐洲的政治精英，人們不禁會想到歐洲一體化的奠基者讓·莫內和歐共體之父雅克·德洛爾、德國前總理科爾和默克爾、法國領導人戴高樂和希拉剋，還有英國撒切爾夫人等，他們對歐洲一體化事業和歐洲的繁榮穩定作出過傑出的貢獻。時過境遷，放眼當今歐洲政壇，似乎很難再找到能夠與他們比肩之人。尤其英國自2016年走上“脱歐”之路以來，走馬燈似地輪替了4位保守黨首相，更令人吃驚的是特拉斯上任僅45天就閃電辭職，足見英國政壇動盪以及民眾對政治人物的失望。

上世紀初期湧現的歐洲政治精英大都背景不凡，多畢業於高等名校。在二戰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政治精英們掌控國家權力，創造了歐洲社會的文明和國家經濟的繁榮。但如今的歐洲政壇類似前述的精英名流鳳毛麟角，政治氛圍的變化與社會新思潮的湧動，令他們考慮眼前政治利益更多。更令人噓唏的是，不少政治精英與普通民眾生活完全脱節，卻標榜自己廣泛代表並領導所有階層。

尤其近幾年歐洲一些政治精英在作出重大決策時，往往陷入“封閉循環”的邏輯思維，他們更多考慮的是意識形態、政治利益和戰略安全，明顯忽視了廣大民眾的利益和務實發展的需求。英國保守黨最近選出的幾任首相，從出身和教育背景來看，都堪稱顯赫，但他們在治理國家的成績以及對歐洲乃至世界的影響力方面，則很難説是廣受認可的。於是，約翰遜在俄烏衝突中充當了歐洲政治精英對抗俄羅斯的“急先鋒”，最終釀成英國通脹危機。同樣，特拉斯上台後不顧英國國情，匆忙出台大規模減税和能源補貼政策，但英國當下的財政狀況十分吃緊，政府根本拿不出鉅額資金來紓困，最終只能是朝令夕改，讓同僚背鍋，失信於民。

德國一些政治精英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後，也是在外交決策中突出考慮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訴求，忽視了本國國情和民生問題。德國的國情是人口多資源少，特別是能源和原材料短缺，要想保持經濟繁榮和國際競爭力，就必須補足短板，同時堅持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機遇。但不幸的是，德國綠黨和自民黨領導人缺乏戰略眼光和理性思維，他們責怪默克爾結交俄羅斯，不斷升級對俄製裁。導致德國眼下面臨通脹高企、能源緊缺、經濟衰退、物價上漲的困難局面。更為愚蠢的是，德國在與俄羅斯全方位經濟脱鈎的同時，還有某些“政治精英”鼓動德國與中國經濟脱鈎，這是典型的意識形態決定論。中德建交50年來雙邊關係行穩致遠，經貿合作互利共贏，中德關係成為引領中歐關係的航向標。如今的德國某些政客試圖用意識形態來打壓中國，用經濟脱鈎來威脅中國，用阻撓合作來遏制中國，只能説，他們要麼是別有用心，要麼是眼光短淺。

由於當今歐洲缺乏真正的政治精英，各國政府在重大決策時，往往未能真正把民生問題放在首位，忽視了民眾要求和國家務實的發展，導致歐洲政壇的亂象和此起彼伏的社會罷工示威。歐洲社會面臨難以解決的系統性危機，也給了歐洲某些國家極右翼民粹主義掌權的契機。美國布朗大學高級研究員斯蒂芬·金澤根據俄烏衝突折射出西方政客們的種種表現，在《波士頓環球報》撰文得出一個令西方政治精英異常難堪的結論：目前西方沒有傑出的領導人。（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