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不要曲解中國外交“鬥爭精神”

黨的二十大報告開篇提出三個“務必”，其中就包括“務必敢於鬥爭、善於鬥爭”。這一點在外交領域也不例外。在二十大第四場記者招待會上，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指出：“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是中國外交的優良傳統和鮮明特點”。一些西方媒體咬文嚼字，甚至故意將強調鬥爭精神與“攻擊性”等詞彙畫上等號，藉機攻擊炒作“中國威脅”。越是面對西方輿論的故意曲解和污衊，越有必要講清楚中國外交為何強調鬥爭、跟誰鬥爭以及如何鬥爭的問題。

為何強調外交鬥爭？很大程度上因為過去相當長時期內，我們主要是在國際體系的“子目錄”裏發展和發揮影響，現在則進入了“根目錄”，越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遇到的反作用力甚至阻力越大；過去主要體現為依託現行體系內的既有成果實現快速發展，現在則要更多地從“應用”模式轉向“原創”模式。但這被美西方視為“挑戰”“威脅”，它們認為自己塑造了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發展的全球化邏輯和國際秩序的底層邏輯，因而也應長期獨霸對全球化和國際體系的主導權，接受不了中國在這個體系下迅速發展壯大，因此美國要搞脱鈎斷鏈另起爐灶，護持它們那套包括科技領域在內的所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正是基於這些變化，我們在繼續堅持和平發展與合作共贏等原則、繼續順勢而為的同時，還需與國際社會志同道合者攜手應對試圖破壞世界發展大勢的逆全球化衝動，這個過程需要發揚鬥爭精神。

同時，不僅中國與世界關係變了，世界本身也在改變。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國發展也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我們必須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在這個時代背景下，中國外交也須強調鬥爭精神，需要增強鬥爭本領、注重鬥爭藝術。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面對國際局勢急劇變化，特別是面對外部訛詐、遏制、封鎖、極限施壓，我們堅持國家利益為重、國內政治優先，保持戰略定力，發揚鬥爭精神，展示不畏強權的堅定意志，在鬥爭中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國發展和安全主動權，並且強調“依靠頑強鬥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

跟誰外交鬥爭？一是跟一些過時的思想鬥爭，跟思維路徑依賴鬥爭，跟恐美崇美媚美心態鬥爭。二是跟霸權主義、強權政治鬥爭。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我們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定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倡導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旗幟鮮明反對一切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毫不動搖反對任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三是圍繞涉台、涉港、涉疆等一些具體事務的外交鬥爭，堅定捍衞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如何開展外交鬥爭？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外交給人的印象是沉着冷靜地通過解釋、回應和駁斥等多種方式闡明中國立場、捍衞國家利益。在更加強調鬥爭精神的今天，我們除了繼續及時回應和反擊，更要敢於“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要有更加積極主動的外交佈局、更多積極主動的外交敍事甚至戰略敍事。這就要求我們在“敢於鬥爭”的同時，更要“善於鬥爭”。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外交強調的“鬥爭”不是對抗，相反正是為了爭取和展現更大程度的包容，比如相對於美國執政精英鼓譟的“民主對抗專制”敍事，我們着力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和實踐。我們多次強調和呼籲世界各國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共同應對各種全球性挑戰。這本身就是一種正本清源。

同時，善於鬥爭還要能夠最大限度地爭取國際社會中間力量，在團結多數的過程中展現鬥爭藝術和技巧，在對時與勢的把握中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最終目的是為捍衞國家利益進行有力有效的鬥爭。這些都是中國外交“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傳統和特徵的體現。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志氣、骨氣、底氣不斷增強過程中，中國外交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壓，知難而進、迎難而上，更加有力地維護國家利益和促進國際公平正義。不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外交鬥爭精神中看到了持之以恆的獨立自主，中國外交越來越具有歷史思維、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和底線思維。我們着力完善外交總體佈局，積極建設覆蓋全球的夥伴關係網絡，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這既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需要，也對應了包括中國在內廣大發展中國家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的期待。

以上這些都是中國外交強調“敢於鬥爭、善於鬥爭”的應有之義。還是那句話，中國外交強調“鬥爭精神”不是尋求對抗，而是在維護自身利益與促進國際公平正義方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