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安德烈•科爾圖諾夫：體制謬誤令西方國家面臨困境

特拉斯在唐寧街10號待了不到7個星期，成為英國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她聲稱要成為現代英國的“新撒切爾夫人”，卻以尷尬的辭職收場。人們很想把這次失敗歸咎於特拉斯的運氣不好，或者歸咎於某個具體的人事決定、議會失誤和其他什麼失誤的不幸組合，這些都是約翰遜的繼任者政治生涯中的致命因素。那麼，為什麼不乾脆翻過英國曆史上的這一頁，讓我們希望蘇納克會比特拉斯做得更好、待得更久呢？

然而，有理由相信，我們在這裏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特拉斯運氣不好或她所犯的某個具體錯誤。這個問題可能可以從當代自由主義政治體系的基礎上找到更深層次的根源。

一方面，一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普遍需要進行長期的戰略規劃，這意味着西方領導人應該準備好作出激進的、痛苦的、有時甚至是明顯不受歡迎的決定。領導的藝術總是包括這方面的能力，不僅要考慮下週或下個月可能發生的事情，還要考慮5年、10年甚至20年後可能或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面，在英國這樣的西方自由民主國家裏，現有的政治遊戲規則會鼓勵領導人在非常直接的政治利益和考量之下，採取戰術性的、視情況而定的臨時性決定。如今，這些國家的決策者無法忽視公眾輿論的持續波動、政治對手的潛在舉動、有影響力媒體的立場和“無所不能”的社交網絡。

特拉斯顯然成了這種戰略目標和戰術考量之間矛盾的犧牲品。她的內閣宣佈打算對最富有人羣和大型企業的大幅減税，卻沒有計劃為此買單，在重要的環境問題上立場不明確，此外，作為一個需要連貫的和具有前瞻性的團隊表現出的執政能力低得驚人。特拉斯似乎把戰術置於戰略之上，結果，她既失去了保守黨內的支持，也沒有從工黨的選民那裏得到任何補償。

人們可以爭辯説，縱觀人類歷史，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國家領導人和政治家總是在短期考慮與長期考量之間，在狹隘的部門利益和更廣泛的國家利益之間，在各自選區的實際需要和公開的願望之間受到擠壓。儘管如此，由於大多數西方自由民主國家執政的政治聯盟幾乎都存在脆弱和不穩定性，這類永恆的困境如今變得愈加複雜。

可悲的事實是，大多數當代自由民主國家仍然存在嚴重的撕裂。美國、法國、意大利和英國最近的選舉一次又一次地再現了這種深刻的分歧，這種分歧是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甚至是精神的。這種撕裂使當權者過度依賴他們的核心選民和集團利益，這種依賴性幾乎排除了任何在國內或外交事務中塑造和遵循長期戰略願景的機會。從這個意義上説，特拉斯已經成為西方既有政治制度的“受害者”，體制謬誤至少也和她自己的錯誤一樣多。

不幸的是，這種情況不太可能會很快改變。很難相信蘇納克會成為“新的丘吉爾”，也很難相信未來的歷史學家會把拜登當作“21世紀的羅斯福”來記住。朔爾茨很難超越默克爾或科爾，成為現代德國最受尊敬的總理。受制於具有侷限性的政治和社會基礎，這些西方國家領導人無法表現出強大的領導力。在國際事務中，這意味着西方可能會繼續回顧過去而不是展望未來。換句話説，西方將繼續專注於恢復世紀之初舊有的單極世界秩序，而不是建立一個新的多極秩序。

若果真如此，前瞻性戰略思維的重任將不得不從西方國家逐漸轉移到日趨成熟的其他國家。在那些國家，社會不那麼撕裂，而且領導人也有能力作出長期願景和前瞻性規劃。（作者是俄羅斯國際事務委員會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