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斌、徐若楠：中德交往應成連接中西的橋樑

德國總理朔爾茨將於11月4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今年，也是中德建交50週年。回首過去50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政治互信、互利共贏無疑是中德成功合作的金鑰匙。

50年過去了，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在老一輩德國政治家施密特、科爾眼中經濟落後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今中國的經濟總量4倍於德國，世界格局中東西方力量對比的變化令西方一些人對中國產生焦慮，中美博弈及俄烏衝突等因素都對中德關係產生一定影響，西方“民主VS威權”的敍事方式也使得一些德國政界人士看待中德關係時嚴重意識形態化，德方對華“夥伴、競爭者、制度性對手”的三重定位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對華的客觀認知，中德關係站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以史為鏡。在這樣一個重要時刻，重温歷史可以為我們找到中德關係下一個50年、乃至更長時間健康發展的鑰匙。

在中德關係史上，翻譯家衞禮賢是一位值得追念的人士。1910年-1930年，他將中國重要的古代典籍大規模譯成德文，出版了享譽世界的“中國宗教和哲學”源流叢書，包括《論語》《道德經》《列子》《莊子》《孟子》《易經》《呂氏春秋》和《禮記》，將中國古老的精神財富帶給現代的歐洲讀者，開創20世紀“東學西傳”的全新篇章。

19、20世紀之交是德國邁入現代社會的關鍵時刻。自1871年德意志統一以來，德國在高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實現經濟社會的繁榮和民族國家的崛起，但物質至上和工具理性的盛行，也使德國駛向尼采所批判的虛無主義的現代性危機。為了拯救德國人的精神困境，“在世紀之交的現代性危機和散亂的政治格局中，德意志知識分子努力為德國的現代性尋找新的出路，在一片荊棘叢中奮勇向前”，具有人文主義精神的衞禮賢藉助中國典籍德譯並通過中西互釋，建構出中西經典和文化精神的會通路徑，重塑西方人文精神價值。

1928年衞禮賢在《東方精神之於西方更新的意義》一文中指出，東方精神將能夠從兩方面啓迪西方，一是“堅定我們生命的核心”，那就是愛，即孔子説“仁者愛人”，這種愛擴展到全人類便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二是強調有機生命觀，“使人在面對機器和科技進步時歸於正位”，人主宰物，而非物主宰人。他在文末寫道：“當我們從東方精神中獲得這些啓迪，東方精神真的能幫助西方精神自我更新，甚至比這更多：它將使西方心靈從現在的壓抑和阻滯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我的更新、深化和豐富。”衞譯中國典籍促進了德國現代精神的形成，引領了近現代“東學西漸”的新風潮，同時，他還力主打破東西藩籬，共建中德學術共同體。在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衞禮賢於1923年成立北京東方學社。衞禮賢主張中西哲學合體，共造世界哲學，中德學術力量聯合，創造世界“新文化”。衞禮賢也因此被東西方知識分子如黑塞和季羨林等共同譽為“中國在歐洲的精神使者”。

中華民族和德意志民族都在各自的發展史上為世界貢獻了卓越思想和文明財富，中德關係不是簡單的雙邊關係，它更具有全球意義。百年前衞禮賢通過搭建東西方交往的橋樑促進東西方精神世界的互相啓迪、相互成就、共同發展；在今天世界格局發生鉅變，人類面臨氣候、能源、資源、疫病、戰爭等諸多重大挑戰時，中德兩國更應本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着眼中德關係下一個5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健康發展，為人類作出更多有意義的貢獻。（作者分別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區域與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