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人口規模巨大，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特徵

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性特徵。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時期的人口基本國情，也是佈局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和戰略的出發點。

中國已經完成人口轉變，步入後人口轉變時期。根據聯合國最新預測，中國人口規模在2035年以前將保持在14億人以上，2050年也將在13億人以上，中國依然是人數超十億的兩個人口超級大國之一。總覽全球，已經實現現代化的37個發達國家的人口合計為10.9億人，其中多數國家只有幾百萬或幾千萬人口，中國將以十多億的人口體量邁向現代化社會，這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偉大創舉。

未來30年，中國最典型的人口變化是人口負增長與老齡化交匯重疊，人口結構老齡化與人口規模巨大的乘數效應和除數效應交織，將深刻影響經濟社會發展。一是老齡社會階梯式升級。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和老齡化水平都將翻一番，分別從2020年的2.64億人、18.7%增至2054年峯值5.2億人、超過40%，邁入超級老齡社會。二是勞動力資源稀缺性加劇。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持續縮減，2020年為8.9億人，佔比63.2%；2050年為6.5億人，佔比50%。三是社會撫養主體從養小轉向養老。2020年0-14歲少兒人口為2.53億人，老年人口為2.64億人，老年人口數量超過少兒，社會撫養主體由小轉老，老年撫養比將伴隨老齡化快速增加。四是城鎮化水平穩步攀升。常住農村人口總量1995年達到峯值8.60億人之後開始負增長，2021年降到4.99億人；城鎮常住人口從1995年3.52億人持續增加到9.14億人。按照國家城鎮化規劃目標，城鎮人口將繼續增加，農村人口將持續減少。人口負增長、老齡化深化、加速城鎮化進程等，將深刻影響人們的生產、生活和社會交往方式，改變社會治理和社會服務的結構與模式。

中國是後發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信息化遞次推進的串聯式現代化過程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上述“四化”交錯共進的並聯式過程，人口與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系統的整體聯動，全力前行與消弭差異齊足並驅。

第一，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突出了惠及全體人民的普遍性特徵。一方面，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日益雄厚。改革開放以來，1978年-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從3679億元增至114.4萬億元，佔世界GDP總量的比重從1.7%增至18.5%，人均GDP從385元躍升至8.1萬元，經濟實力實現歷史性飛躍。另一方面，人口規模巨大並藴含較大的地區和羣體差異。如，當下城鄉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2.3倍；脱貧攻堅任務完成，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脱貧，但鞏固扶貧成果壓力較大。追趕現代化和消減多元差距的並進共富之路依然複雜艱鉅。

第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突出了社會進步的協調性特徵。自改革開放以來，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71元升至35128元，居民年人均消費支出從151元增至24100元，恩格爾係數降至29.8%，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極大進步，實現瞭解決温飽、建設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跨越，進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今後還將腳踏實地地走向基本現代化、走向現代化強國、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占人類總數18%的社會體的鏗鏘步伐。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文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為底色，以滿足廣大人民羣眾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中國式現代化的精神文明以廣大人民羣眾為主體，注重公眾參與，是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共同體式的文明狀態，以人民為中心、以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為目的。

第三，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突出了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系統的可持續性特徵。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把良好的生態環境作為人和社會持續發展的根本基礎。戰略定位上，確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和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基本方略；制度配套和行動實踐上，確立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制定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方案等綱領；國際層面上，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框架協議和行動，履行環境治理的責任擔當，將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從國家行動上升到全球化意識和行動。

第四，走和平發展道路突出了和平性特徵。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式現代化體現了大國擔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和平發展的中國理念，徹底顛覆“零和博弈”思維和“國強必霸”邏輯，攜手創造人類的美好未來。人口規模巨大的國家走和平發展道路，將以巨大的人口規模優勢，發揮人口大國在維護和平及促進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以發展促進和平，以和平營造發展，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致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總之，中國式現代化以人口規模巨大為基礎性特徵，人口規模巨大的背後，經濟社會問題將會變得更加複雜，挑戰更加嚴峻，機遇也更加豐富。對此，要科學認識、主動適應和積極應對人口規模巨大與現代化建設的關係。人口發展的軌跡並非一成不變，今天採取的政策和行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明天的生育率、死亡率和人口流動遷徙軌跡。未來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建設，應從現在佈局，直面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負增長、人口老齡化等人口全要素的整體聯動變化。（作者是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